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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 抗战胜利所带来的喜悦、宽松和乐观转瞬即逝，“平和谦逊，执节守度”（郭汾阳语）的叶圣陶写过《也算呼吁》、《赠参加政治协商会议诸君》等文。他呼吁和平，呼吁民主，渴望真正的言论自由，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２１日，他曾召集出版界同人，就“出版自由议定具体项目若干端”，委托王云五、郭沫若向政协会议转达。然而这些愿望一个接一个幻灭了。 １９４６年６月２３日，上海各界举行大规模的反内战示威，推选马叙伦等代表去南京请愿，在下关车站，遭到特务殴打。６月２４日的叶圣陶日记载“一些国民党方面报纸记载此事，谓马先生等‘自称人民代表’，‘所谓人民代表’，亦属卑鄙无耻”。（《叶圣陶集》２１卷８７页）他因此愤然写下《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马叙伦先生等并非“自称人民代表”，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推选他们的都可以站出来说，“我就是推选他们的一个。” 我们要争取发表的自由，我们有意见，就得发表。我们要争取委托的自由，我们相信马先生等不负我们的委托，就委托他们。发表跟委托这些事项，难道也要登记，核准，圈定吗？岂有此理！（《叶圣陶散文·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５４４页） 他的好友傅彬然、周予同、王伯祥等也签了名，发表在２６日的《文汇报》上，对惯于造谣，惯于瞒和骗的国民党当局不啻是当头一棒。 不久，李公朴、闻一多相继在昆明遭到暗杀，消息传来，叶圣陶和无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悲愤难已，他在７月２０日的《民主》４０期发表《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暗杀是最卑怯无耻的行为”，“政治暗杀足以招致国家于混乱”，用这一类话对罪恶的制造者说，显然是无用的。……在人民的世纪里，竟容许这种卑劣残暴，灭绝人性的事件在中国发生，这是全中国人的耻辱，也是全人类的耻辱。我要向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控诉，大家要用行动来洗雪这种耻辱。（同上５４８页） 少时只读过《小记十篇》、《多收了三五斗》的人们很难想象这样激昂的文字竟出自老夫子的笔下。面对李、闻等的鲜血，他实在是忍无可忍，出离愤怒了。 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０日，宁、沪、苏、杭十六所大专院校六千多学生到南京游行请愿，遭到军警镇压，二十多名学生受伤。５月２１日，消息传到上海时，他主编的１８８期《中学生》（１９４７年６月号）“已经排校完毕”，但他“觉得有几句话冲到喉头，非赶紧说出来不可”，立即赶写了《南京事件》一文“补入”。文中除了“向参加游行的大学生致深厚的敬意” ，“向受伤的同学致诚恳的慰问”，他说——历年来大家争取人权的保障，可是始终得不到保障。现在他们流血了，受伤了，他们与北洋军阀时代的学生同其遭遇，这是又一回证明历年来大家的争取太嫌不够，非加上十倍百倍的劲不可。 他说：军警不足深责，令人愤慨的是那《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现在社会秩序的确很不安定，的确需要维持。但是维持得从根本上着想，把不安定的因素找出来，去掉它。不从根本上着想，却用压制的手段，不许游行哩，限制请愿哩，那只能说是维持权势的办法，哪里维持得了社会秩序！老实说，学生们嘴里喊出来的，一般人心头念念不忘的，那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切实办法。这种办法不得实现，任你用什么压制的手段，社会秩序决不会安定的。（同上５９４页） １９４８年６月４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对各地中国学生“反对美国对日政策运动”的书面声明。６月１８日，他和杨卫玉、周予同、王伯祥等在《大公报》发表《上海若干杂志给司徒雷登的公开信》，公开批评司徒雷登的声明。半个多世纪后，也许我们无法想象当年美国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地位，给司徒雷登写公开信是需要足够勇气的。 在接踵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叶圣陶做到了有所好，有所恶，有所为，有所不为，他真是一点也“不马虎”的。他不仅以这样的态度作文、编书，更是以这样的态度做人、生活的。他的同事、挚友，也是他的亲家夏尊先生说得不错，“他是一个心中热烈而表面冷静默然寡言笑的人”。好在他没有遭到国民党的什么迫害，总算安然无恙地活过了１９４９年，目睹了蒋介石政权的崩溃。 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４９年，他走过的三十年平凡、朴实的人生历程，他实现了“深入生活的底里”的生命承诺，他５０岁时说 过──对于这一层，我现在似乎认识得更明白，愿意在往后的小半截路上加紧补习，补习有没有成效，看我的努力如何。如有成效，该可以再写些，或者说，该可以开头写。不过写不写没有大关系，重要的是加紧补习。（《答复朋友们》，《叶圣陶散文·甲集》４１８页）因此编书、写作对他而言都不是第一位的，生活才是根本，“深入生活的底里”是一种道义的担当，也是一种生命的方式。（傅国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