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塾读书自成一体 陈澧博学多才，对天文、地理、历史、数学、诗文、乐律、文字学、书法均有造诣，他曾先后向张维屏学诗、向侯康学史、向梁汉鹏学数学。其中尤以对广州方言和音韵的研究成果卓著，其所著《广州音说》论述广州方言的特点及其源流，陈澧认为，广州方言的音调合于隋唐韵书切语，因为“千余年来中原之人徙居广州，今之广音，实隋唐时中原之音。”他早年著作《切韵考》，用双声、迭韵剖析切韵法，把双声分为40类，还把全部汉语语音列表定位。《切韵考》影响巨大，被梁启超称为“绝作”。 陈澧研究《水经注》，著有《水经注西南诸水考》，纠温水、浪水、若水、淹水、沫水、青衣水、叶榆水、存水等水系地理状况误说。他著《申范》，考证出《后汉书》作者范晔谋反被处死是一起冤案，在史学中独树一帜。他考证汉代“三统历”，著有《三统术详说》。 陈澧曾以9年时间著述《汉儒通义》，论证汉学与宋学门户之见毫无依据，提出不能以训古和义理来衡量学术上的分野，主张打破门户之见，汉宋互为补充，各取所长。 陈澧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东塾读书记》。《东塾读书记》原名《学思录》，仿顾炎武《日知录》形式，为读书札记，对经、史、子及前代文字学著作作全面、系统的考证和论述。该书前后花去陈澧30年时间，是陈澧研究儒家经典的专门著述，也是奠定其本人学术地位的巨著。现代学者傅斯年对这部书很重视，曾把它列为青年学生了解清代学问的入门书。 掌菊坡精舍创东塾学派 学海堂开粤东学术之风，而菊坡精舍则再进一步凝成东塾学派。菊坡精舍是继学海堂之后广东汉学的第二个重要基地。 同治六年(1867)，广东巡抚蒋益澧、盐运使方浚颐拨款在越秀山建筑菊坡精舍，聘陈澧为山长。菊坡精舍距学海堂不远，陈澧此时仍兼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办学宗旨与学海堂无异，但不同的是，学海堂有八位学长，没有正规的讲课授业，而菊坡精舍只一名山长，其考课数量增加，加强了对学生学业的督促，陈澧显然是要借这方舞台施展自己的教育才华。 陈澧在菊坡精舍讲学，以学术为重，而并不急于科学功名，他对科举提出批评改良意见，对八股制艺尤其不满。首批听讲的学生约50人，都是各州县选拔的高才生及粤秀、越华、闺羊城三书院的肄业生。他著有《与菊坡精舍门人论学》，即是向学生传授自己的读书体会和治学方法。晚清学风浮躁，很多学者难以静下心来通读一部经书，陈澧主张“人通一经之学”，每个学生专治一经，从章句开始，积久必成学业。 陈澧认为政事由于人才，人才由于学术，主张建立完善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规范。他任菊坡精舍山长15年，培养成材的学生很多，“士人出其门者，率知束身修行，成就甚众”。我们可以略举数例：文廷式，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于式枚，曾任礼部侍郎、邮传部侍郎、学部侍郎、国史馆副总裁；梁鼎芬，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按察使；汪兆镛，曾任学海堂学长；谭宗浚，曾任翰林院编修、四川学政…… 陈澧还主持编印《菊坡精舍集》，汇集菊坡精舍学子优秀课卷，以嘉惠后学。  理性对待西方科技 陈澧生活在晚清乱世，西学东渐，西人东进，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陈澧饱受学术失守、战乱流离之苦。而作为经世致用的学者，他并没有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面对现实。陈澧也是最早“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一份子。 魏源《海国图志》问世不久，陈澧即作《书〈海国图志〉后呈张南山先生》，指呈其得失，与张维屏共同探讨。学者朱维铮认为：陈澧“是岭南学者中最早对林则徐外交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也是最早对魏源《海国图志》进行可行性研究的”。他认为魏源著作中“最可议者莫如《议攻》篇‘以夷攻夷’之说也”，指出这种策略建立在对夷情不明基础上，实行起来有害无益。 道光二十七年(1847)魏源来粤，陈澧与其相晤，详加探讨。陈澧曾回忆：“后数年，魏君来粤。余以此书所说质之。魏君大悦，遂定交焉，并屡改《海国图志》之书。其虚心受言，殊不可及也！” 陈澧虽然视钟表、呢绒、鼻烟等为祸国殃民的“奇巧玩物”，但他总体上并不排斥西方的科技，并不反对中国人出使西洋，学习西方文化，他还固执地认为西方文化源于中国。我们今天看来，陈澧的一些观点自相矛盾，滑稽可笑，但在当时他已算开明一派。 同治四年(1865)，陈澧应两广总督瑞麟、广东巡抚郭松焘之聘，与学生赵婴齐测绘广东省全图。他们搜集大量资料和数据，绘制成《广东图》20卷及资料详尽的《广东图说》90卷，这对了解省情、研究地域文化颇有益处。（夏和顺 来源：深圳商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