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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神话传说，史前考古只是挖出一个陌生世界 如果没有史前考古，神话传说永远都是那么荒诞不经 “炎黄大战”第16项证据（或理由） 后岗类型有一些特殊现象，在河北正定南阳庄遗址发现一些舟状连排灶，每组四至十四座不等。田昌五先生认为它们“似乎是供户数不一的共产制大家族用的。连排灶呈舟状，也许意味着同舟共济吧”（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71页，新华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这样理解当然有一定道理，但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似乎更为妥贴：后岗类型的居民系在渭水流域战败而逃生的蚩尤族人，将连排灶做成舟状，不是更能表达他们那种生死与共、血脉相依的情感和愿望吗？舟状连排灶，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创意和情感表达方式；人们没有特殊的经历和患难与共的体验，想必不会也想不到将一排灶炕做成舟状吧！田昌五先生在论及后岗类型时说：“总的来说，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是不甚清楚的，这或许与战争有关。如这里发现的墓葬多土坑竖穴单人仰身直肢葬，也有屈肢葬和俯身葬；还有两座合葬墓，一座有九具骨架，一座有二十四具头骨。各种墓多无随葬品。这些，如不从战争着眼，是不好解释的”（田昌五《华夏文明的起源》69页）。田先生这种判断当然仍然是根据墓葬现象本身而产生的直感印象，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推测。虽然材料有限，但是我们仍可设想和追问一下，这种“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呢？谁与谁的战争呢？舟状连排灶无论从哪个角度理解，都意味着后岗类型居民内部的一种团结倾向，内部战争的可能性小；与后岗类型分布范围一致的大司空村类型年代晚于后岗类型，而且据考古现象观察，两类型常常是共存于同一遗址，没有发现冲突现象；由于后岗类型的产生是由“当地北辛文化经变异和在外力影响下形成的”（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因此后岗类型中的战争迹象恐怕是与这种“变异”和“外力”有关。对于“当地北辛文化”而言，蚩尤民是一种外来因素，战争与同化的过程恐怕是难免的。 朱延平先生在研究后岗类型时说：“除敛口钵外，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过程，这种现象或可表明，当时人们在制做这种简单轮廓线的陶器的过程中，出于传统习惯而普遍地遵循着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朱延平《仰韶文化后岗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若干问题》，《史前研究辑刊》，1988年）。这种“从瘦腹到鼓腹”的传统习惯和现象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在史前时代乃至半坡类型、仰韶文化器物发展、演变规律中是比较例外的。为什么产生这种“传统习惯”，是值得研究的。 根据苏秉琦先生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典型器物型式的排比，无论是半坡类型的壶罐口尖底瓶还是庙底沟类型的双唇口尖底瓶，它们的发展和演变规律都是：早期瓶偏向于短胖，晚期瓶偏向于瘦长，从早至晚呈现出由胖渐瘦的发展趋势（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22—23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赵宾福先生对半坡类型尖底瓶、葫芦瓶、细颈壶发展、演变型式的排列也表明，这几种器物都表现出从早至晚由胖渐瘦甚至是由美观、优雅到丑陋的发展总趋势，其中壶罐口尖底瓶由杯形小口平底瓶演变而来，壶罐口尖底瓶本身又经历了一个由偏瘦至丰满至瘦丑这样一个演变历程（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图四，《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孙祖初先生对半坡类型尖底瓶的排列同样显示出由丰满、优雅渐至瘦丑这样一种趋势，其他器类演变逻辑和规律则不甚明显（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七、图八、《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对于那些单个遗址而言，特别是非典型的多人二次葬遗址尤其是这样，器物演变总是由丰满、优雅直到瘦丑，如北首岭遗址所出各种瓶、壶、罐，王家阴洼遗址所出夹砂罐、葫芦瓶、彩陶盆（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图一、图二），姜寨一期的夹砂罐、尖底瓶等（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四）。姜寨二期的尖底瓶也呈现出由早期的丰满渐至晚期的瘦丑这一发展趋势，但早期的尖底瓶等器物原本该划为姜寨一期或接近姜寨一期的，它的年代很可能在我们所说炎、黄两族战争暴发之前的联合时代，孙祖初先生对这些器物的年代也重新作了界定（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五、表一）。横阵遗址的尖底瓶也呈现出由丰满渐至瘦丑这一趋势，罐、钵则不甚明显（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图一）；元君庙遗址的尖底瓶有一种由略偏瘦渐至偏胖的发展趋势，最后是一种丑陋的尖底瓶（《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由于横阵、元君庙都是典型的多人二次葬墓地，所以横阵、元君庙的情况尚不能视作定论，只可供参考。所以半坡类型总的趋势是，器物由丰满、优美渐至瘦丑，这一点尤其是在其特征性器物尖底瓶的演变上表现得非常突出、明确。半坡类型的这种器物演变趋势与我们所论“炎黄大战”是很吻合的：按半坡类型尖底瓶出现的年代约在前4500年左右（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这时应即是炎、黄联合杀蚩尤之时。这一事件产生之后出现了半坡类型的尖底瓶（或在炎、黄杀蚩尤之前半坡类型尖底瓶已产生），其由偏瘦至丰满似乎暗示着炎、黄联合有一个短暂的“蜜月”时期，但其后渐至瘦削、萎缩并最终消失，正与黄帝取代炎帝的传说吻合。薛新民、宋建忠先生说，北橄一期时晋南接受了半坡文化的先进信息后，模仿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创造出最早的庙底沟式尖底瓶（薛新民、宋建忠《庙底沟文化渊源探析》，《中原文物》2003年第2期），而北橄遗存的起迄年代约在前4500年—前4000年之间（宋建忠、薛新民《北橄遗存分析——兼论庙底沟文化渊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5期）。这似乎意味着半坡类型的尖底瓶及其文化、技术传至晋南为北橄一期的居民学习、接受正是在炎、黄联合的“蜜月”时期。 严文明先生说：“尖底瓶在半坡期以潼关为界，关中的个体粗短，关东的比较瘦长；到庙底沟期整个仰韶文化的地区都有比较粗短的尖底瓶，而特别瘦长的仅仅局限在伊洛地区郑州才有”（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总第1期）。在半坡期，关中的尖底瓶粗短，关东的瘦长，这符合半坡类型尖底瓶总的发展趋势，因为关东的尖底瓶系由关中传来，其年代要晚。而庙底沟期流行比较粗短的尖底瓶，这与庙底沟类型的繁盛和在当时的强势影响正相对应。故据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尖底瓶存在的状况判断，似乎可得出器物的胖瘦、丰满与否与文化的盛衰有一定对应关系。至于庙底沟期郑洛地区的尖底瓶瘦长，据此思路似乎也可以得到一定解释：此间的庙底沟文化即大河村类型，其前期（约前4000年——前3500年）我们认为是颛顼文化，后期（约前3500——前3000年）为祝融文化；前期有颛顼与北方的共工（大司空村类型）“争帝”、颛顼“绝地天通”等重大事件，后期为来自东方的祝融部所取代，而祝融部族后来又南下长江流域，同时长江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又北上中原。大河村类型处于南北、东西文化交流的漩涡中心，似乎总是处于动荡不安之中，所以使用尖底瓶（来自西方）的族群始终处于危机动荡、激烈竞争之中，比较瘦长的尖底瓶可能是一个族群心态的真实写照，即它无法从容、雍容，潜意识中可能影响到器物制作。 不仅仅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器物才存在由丰满渐至瘦削这样一种发展规律和趋势。据研究，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早期的彩陶壶器型为“侈唇、短颈（或无颈）、腹部特鼓，器型较大，显得矮胖。通常高35—40厘米，腹略小于通高，个别器物腹径甚至大于通高”，中期的“彩陶壶器形变小，颈部渐次发达，腹部微收，器形高矮肥瘦适中”，而晚期“彩陶壶器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颈部更加发达，变得粗长，多呈上小下大。腹部收缩更甚，整个器形显得瘦高，出现了折肩作风。彩陶壶数量骤减，质量下降”（青海省文物考古队编《青海彩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郑州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所出器物鼎、盆、钵、罐、缸几乎所有器物都存在着这样一个总的趋势：从早期的矮胖、丰满、圆润渐至晚期的瘦高、僵直（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图五四，《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背水壶从早至晚也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4页图二，三秦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 版）。可见器物的演变无论是在同一考古学文化的不同遗址或是在同一遗址的不同时段乃至同一遗址的不同考古学文化中（大河村遗址从第一期到第六期含大河村类型前期、后期及龙山文化，其间还杂有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遗存）总的趋势是由矮胖、丰满、圆润渐至瘦削、僵直。大河村遗址可能比较特殊，有各种文化类型的交替但器物演变趋势和规律竟连续不断，也许它是某一有势力的族群长期居住于此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虽然受到各种文化和“改朝换代”的影响，但自身的发展轨迹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大河村遗址各期遗存从未有中断）。据严文明先生排列大汶口文化觚形杯的发展谱系，其早期虽然偏胖、后期偏瘦，但后期的形制比早期更为复杂也更加艺术化，同时底部由小三足变成了圈足，器物显得更加稳定、优雅（严文明著《走向21世纪的考古学》67页图四）。这似乎是一个例外，但它与大汶口文化的盛衰恰恰是相吻合的，因为大汶口文化的繁荣是自中期开始，至晚期达到极至。有学者认为半坡类型的尖底瓶为鱼形，早期偏胖是用于象征女阴、晚期腹部收敛是因为男根崇拜的兴起、对女阴崇拜的减弱，所以这种器形变化与生殖崇拜有关（赵国华著《生殖崇拜文化论》2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这种说法是难以立足的，因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至少相距2000余年，而且二者在文化源流上有一定承袭关系，不可能在半坡时代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在庙底沟时代再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到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又来一个由女阴崇拜发展到男根崇拜，而且就后岗类型而言，似乎还是由男根崇拜发展到女阴崇拜（因为器物演变是“从瘦腹到鼓腹”）。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后岗类型的三种主要陶器都“经历了一个从瘦腹到鼓腹的演变历程”这种有异于常态的器物演变规律应该正是蚩尤后裔心态和发展历程的折射：他们由于战争失败自渭水流域逃亡至豫北冀南，不仅一无所有（后岗类型居民很穷，详后），而且由于“领袖”死亡、族群败落背着巨大的精神包袱，同时又面临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斗争、磨合，因此这种族群命运和心态在潜意识中影响了他们对器物的制作，而由于生存环境和条件的改善，逐渐趋于和平、安定等因素的影响，器物制作在不知不觉中也就从“瘦腹”变成了“鼓腹”。富有、安乐之人多“心宽体胖”而穷人多干瘦，盛唐好丰满、肥美而亡国之君宋徽宗创造出一种“瘦金体”，偶然之中应该有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