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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形成了八百里秦川的肥沃富饶。秦岭北翼塑造了两条大河——泾水和渭水，秦岭北麓又发源了六条河流——灞水、浐水、沣水、滈水、潏水和涝水，泾水与灞水等六条河流最后一并汇入渭水。八百里秦川即为八水的冲积平原，土质疏松肥沃，地势舒展平坦。早在《尚书·禹贡》中，关中之地即被列为最上等的土地。加上历代所修渠道，如秦国的郑国渠，汉代的漕渠、龙首渠、六辅、白渠等水利工程，以及汉唐诸运河的开通，关中平原的灌溉条件获得扩展，为农耕生产提供了优良条件。张良称关中“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乃“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史记·留侯世家》)。《史记》称“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货殖列传》)。至隋唐时代，关中仍有“天府”美称。 秦岭的山林以及河流、湖泊不仅为关中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还改善了关中环境，使得关中气候清爽，山水相间，风景如画。秦岭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园林和离宫别馆的首选之地，关中山水也激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雅兴，仅一本《全唐诗》就留下诗篇百余首。 由于秦岭与关中的战略地理优势与富庶，关中成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的首选之地。先后有周、秦、汉、唐等13个王朝在此建都。长安政治中心地位前后长达一千一百多年，成为我国建都时代最早、建都王朝最多、定都时间最久、都城规模最大、历史文化遗址最丰富的中华古代首要政治中心。这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历史中都极其罕见。以致古人称秦岭为“龙脉”，称关中为中原的龙首。 秦岭与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塑造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天人合一”。这种观念来自古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索。传说最早对自然界进行整体把握的是庖牺(伏羲)氏。他创作了八卦，而八卦作为观察自然界和天人关系的一种理论思考，毫无疑问是一种了不起的发明。但将古人关于天人关系的思考予以系统化的则是地处秦岭山水之间的西周王朝的周文王、周公旦。他们将数千年以来古人探索天人关系的成果予以凝练，形成论述天人关系的经典性作品《周易》。《周易》奠定了中国古代天人关系的基本框架，成为历代思想家进一步阐述天人关系的主要依据。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对天道的认识不同，儒家认为天道尚刚健，主张效法天道刚强的属性，而道家认为天道总是凭借它柔弱的一面生育万物，柔弱的方面包含着无限的可能性，主张效法天道柔弱的属性。这两种观点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 中国传统政治推崇仁义教化。这一观念起源于史前时代。夏、商时期，中国政治生活进一步向礼制方向发展。到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不但从制度上构建了宗法社会秩序，而且从行为规范方面制定了严格的礼仪。周礼确立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德治与教化原则，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象征。周礼的具体内容经后人的整理与丰富，形成了《仪礼》、《周礼》、《礼记》三种典籍。春秋战国之后，它们成为不同时代思想家们阐述政治理想的重要根据。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和而不同”。“和而不同”在关中表现得尤为充分。在儒家文化发展演变中，关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用《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对知识分子进行熏陶，使他们熟悉经典所承载的政治理念和价值追求，并让他们充实到国家的官僚队伍中。汉代所形成的经学教育制度和官吏选拔制度对儒家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中又是道教的重要发源地。相传老子曾在秦岭余脉终南山的楼观台讲授《道德经》。秦岭南北是早期道教重要的孕育地和传布地。唐代终南山楼观台甚至还成为“皇家道观”；宋代，陈抟隐居华山，精研道教；金代，王重阳在终南山创立全真道。全真道成为元以后中国道教的主要流派。秦岭还是中国佛教的重要“摇篮”。秦岭西段有麦积山石窟，自后秦开始凿刻，至今保留有雕刻194窟，佛像7000余尊，壁画1300余平方米，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宝库。秦岭中段的终南山是中国佛教传播的重要策源地。后秦时期，鸠摩罗什在终南山草堂寺创立译场，开创了中国佛教翻译事业的新局面。秦岭又是中国佛教各宗派创立发展的源头。汉传佛教8大宗派中，秦岭及关中就集聚了三论宗、净土宗、律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密宗6大宗派祖庭(若包括三阶教之百塔寺则为7大派别之祖庭)。秦岭是中国传统精神的交融碰撞之所，闪烁着传统文明的智慧光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