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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到中医的命运与近代史大人物有关，我还想补充几位。一是孙中山，他是香港西医书院最早的毕业生(仅两人)，尽管他们思想倾向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但其个人求医行为却是偏嗜西医的，他直到肝癌晚期才在宋庆龄等人的劝说下接受名中医陆仲安的侍诊。新文化运动的几位主将如胡适、鲁迅、周作人都曾经对中医不恭，一方面是因为其留学生身份、知识、价值背景与传统中医相抵牾；另一方面是早年的经验，如鲁迅幼年时有为父亲肝病求医的经历积淀，以致于周氏兄弟谈论医药的杂文中都少不了嘲讽、针砭几句中医。这对世俗学风与价值观有一定的示范作用，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名人效应”吧。 □：挑战并不可怕，问题是如何清醒、理性地去应对，这方面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譬如，迎击科学“长矛”的两块“盾牌”就缺乏谋思，显得无力。一曰“我是国粹”，二曰：“我也是科学，而且正为进一步科学化而自我更新”。 先说前者，20年代初，“孔家店”被“砸烂”，传统文化受到挑战，中医界当以“国医”相称，以表示其国家医术的正统身份，类同于国语、国文、国旗、国徽、国术、国戏。1928年“废止中医提案”起草时还颇为顾忌，于是改为“旧医”，暗喻落后，必须被淘汰。但是，一部近代史，国粹的声望日益疲软，甚至被人视为必须提请国家给予政策性保护的孱弱科目。国粹的命运不济，自然有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其中最基本的是以西方知识体系为主体的现代普通教育的推行。从商务印书馆第一套新式教材取代私塾经卷迄今不过80年光景，国人的知识结构、价值体系与行为模式却已大大改变，使得“京剧”、“国画、”“中医”等国粹成了西学汪洋中的几座文化孤岛，不再是必然的选择，而是多元社会世俗生活的或然选择。譬如人们的求医选择，选择中医或西医，最初都是随机的，但西医现代化程度的扩展，机构与规模的显要，说理系统语码与生物常识的契合很容易形成选择优势。当然，过分分科、冷漠服务、药祸等因素也会赶走一些病友，使他们在二次选择中优先选择中医。其次是各自的疗效优势，选择的天平朝着优势一方倾斜，久之可以形成一种求医惯性，如急病找西医，慢性病、疑难病找中医。中西医之争本质上是市场之争。而且市场占有与学科地位互为因果，坦率地讲，在这种消长中，中医一方失落感更多一些。 ○：一个世纪的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撩起的不仅仅只是几位中医大夫心头的失落感，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变奏与重构。在今天，带有民族识别特征的象征性的大众符号除了汉语言、方块字之外，恐怕就只有听京戏、看中医、练书法、习武术、收藏国画寥寥几项了。在这样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文化氛围中，高谈“国粹”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除了前朝的文化遗民，哗众取宠的政客，作为社会知识阶层的主体，无论是文学新军、科技英才，还是人文社会学者，都不会以“国粹”、文化的纯洁性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坐标或行为准则。当然，中国地域辽阔，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在偏僻的农村，还有许多乐于接受诸如“寒包火”、“邪伏膏肓”等说理形式与内容的朴实乡民。 □：在论争中坚守并发展的传统中医最忌讳的指责便是“不科学”，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唯心论”、“封建迷信”、“玄学”。办法之一是理论上、哲学上申辩自身的科学性、唯物论、辩证法；之二是引进现代科学手段、技术论证中医指标、观点、方法的客观性、可重复性、群体性。承认中医是一门科学这个大前提，那么它就应该而且可以用主流的自然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它的概念、命题等理论成分和诊疗方法与技术也就应该而且可以被公认的科学标准和研究程序加以检验。现代医学即是遵循这一规范建立起来的知识体系，于是，现代医学的方法与指标常常作为衡量中医药现代化努力进程中学术研究的金标准。但是50年过去了，依照这种现代化思路建构的科研工作没有取得“熊掌与鱼”兼得的成果，相反还形成老中医不认同，对提高临床疗效无助益这样一种龙蛇皆非、无功而返的局面。于是，人们开始追问中医学的基本性质，中医学是科学吧?如果是，它又是什么意义与理解层面上的科学呢? ○：这种怀疑由来已久，4年前，旅美学者聂精葆博士曾著文提出摒弃“是科学则存，非科学则亡”的一元价值观，走出科学主义的阴影，以历史的实践为准则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医，尤其应重视被主流医学遗忘的中医人文传统的挖掘、整理和重建。因为中医存在和发展的优势恰恰在其类型上的“差异”与方法上的“逃逸”，正是这种差异与逃逸构成了对包括生物医学在内的近现代医学的挑战。这之后，我就20世纪中国医学思想史的开掘谈及“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的张力，力图把它确立为具有思想史意义的理性坐标与认识范畴，并由此揭示20世纪中国医学的思想流脉与特征。 □：笼统地讲科学与人文的张力还不足以揭示出中医的本质特征，在我看来，科学精神的世界普同性与认知方法的多样性应该区别开来。由此可以界定中医学在本质上认同与接纳科学精神，但生长过程中缺乏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方法(包括形式逻辑方法、数学方法和实验方法)。中医学的方法主要是哲学的、个性顿悟的、类比的、生活与临床体验的，其核心是以人为中心，从个体的经验开始，以经验作为判别和理解一切事物真伪、价值的标准。如果讲类型意义的话，中医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的结合体。认清这一点既有利于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医，也有利于保持也挖掘中医独特的思想精华。在研究中，不至于迷失，才不会把认知问题混淆于本体论问题；把逻辑问题误认为实在论问题；把文化差异错当自然差异；将方法差异当成客体差异。 ○：对中医特质的把握是一回事，当代中医的发展模式是另一回事，我看不能混淆。譬如你讲中医学是当代科学之林的别一种范式，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方法结合的典范，并不等于日后的路依然朝着这这两个方向走。医学是人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物科学。研究也好，临床也好，教学也好，均有中西体系，人化、物化旨趣之别，但选择的姿态不同。一部分人主张“扬长避短”，以强化固有模式、惯性发展为策略；一部分人主张“拾遗补缺”，缺什么补什么，追求新的整合与平衡。两种选择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不是用“加法”就可以辩证地统一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的问题是科学与人文、人化与物化、中学与西学的通约与互洽不容易解决。打一个通俗的比方，油画画在坯布上，国画画在宣纸上，如果挪一下材料把油画画到宣纸上，把国画画到坯布上，结果会怎样呢?或许是两败俱伤，或许是新画种的诞生。 □：陷阱与出路总是共存的。20世纪中医学的甄变与发展无疑是一次文化突围，必然要支付相当的代价。我不大同意一些学者对中西医不可通约性的夸大其辞。“通约性”也是一个历史的命题，在18、19世纪西方医学紧紧拥抱形而上学及还原论法则的时代，中西之间的通约性相对差一些，但在系统科学蓬勃兴起，文化、学术背景多元，人们普遍注重跨文化、跨学科沟通与交叉整合的时代，这种通约性就会大大提高。如果今天仍然将中西医的分野类同于芭蕾舞与京剧的关系，无疑也就堵死了中医更新的路子。使得中医的现代研究只能在文献整理、老中医经验继承、教材版本翻新等有限的空间里踏步，不仅理论上不会有创新，临床也会日渐滑坡、萎缩，这不仅是中医界，也是文化界不愿接受的局面。 ○：考察百年来的中西医关系实在是一件很严谨的学术工作，对通约性理解的变化只是其中的一条线索。其本质是对跨文化生成的两大医学体系差异的体验与认识，当然还夹杂着情绪化、偏激、功利、浮躁等阶段学风的裹胁。如今，我们已经脚踏在新世纪的门槛上，理性、从容、宽容地抚摩过去的百年，是思想史学者的使命。但思想史命题完全可以借助世俗的隐喻来表达、诠释。由此来说，中国医学前50年，甚至还可上溯到19世纪，时代舞台上演的是“风马牛”与“龙虎斗”；后50年历史大幕上绘的是“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图，同时还调了一壶“鸡尾酒”，嫁接了几株“苹果梨”。“风马牛”是不相及，“龙虎斗”是论争、对抗，“二水分流”是独立发展，不必多费口舌去解释。引人思考的是’鸡尾酒”与“苹果梨”，它们都是一种文化上的兼并、融合，但很显然境界有别。前者是形合，阿司匹林加白虎汤；后者是神合。“小夹板骨折固定法”，讲的是动静结合，机理上已融为一体。对未来世纪与未来世界而言，“苹果梨”的意义更具现代性。如果说中西医学通过’苹果梨”的方式完成人文传统与科学建构的整合，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也就找到了钥匙。这不仅是中医的新生之途、也是中国文化的新生之途。 来源:原刊《医学与哲学》1999,20(3):4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