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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不足三百年，正史上记载的南方雪灾就多达几十次。例如康熙三年三月，安徽南陵“大雪深数尺，树木冻死”(《清史稿》卷40，灾异。下同)；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江苏苏州“大雪严寒，人有冻死者”；康熙二十八年冬天，浙江衢州“大雪，寒异常”；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江苏嘉定严寒，“太湖、潜山大雪四十余日”；乾隆十三年十二月，“上海大寒雨雪”；嘉庆元年正月，“湖州大雪，苦寒杀麦”，同年十二月，“金华大雪，麦几冻死”；咸丰八年七月，上海大雪，“冻毙人畜甚多，河水皆冰”……正史以外，没有记载的必定更多，即使每场雪灾未必都像前些时那场雪灾那样覆盖小半个中国，鉴于过去粮食剩余之少，抗灾能力之差，兼且通讯交通均落后，南方居民所受的损失也不可小视，这一点从叶梦珠日记里就能窥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以后，地方每有天灾，多是政府出面，调拨人力物力进行救助，帝制时代的政府也有这个功能，但是除了两宋时期，其余历朝历代抗灾救灾活动主要还是从民间发起，或者虽由官方组织，但却多以官员个人名义进行，而不代表整个政府。清朝人对抗雪灾就是如此。 略举几例：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江苏无锡连下几场大雪，“死者多于平日十倍”(余治：《得一录》卷4，冬月恤丐说。下面凡未注明的均出自同一文献)，无锡训导余治见状，奔走于同城士绅之间，号召当地有钱人出资设立“恤寒会”，为贫民捐助棉衣，为摊贩捐助风帽，为孤寡老人捐助棉被，并雇人挑担送炭，挨家挨户施舍给没钱买柴取暖的穷人。继“恤寒会”成立以后，余治还呼吁无锡各乡设立“庇寒所”，筹资搭建简易房屋，供房屋被大雪压塌的居民借宿。 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江苏苏州大雪严寒，苏州城阊门外渡僧桥下，“有善友每日天明时，预备炒米姜汤，凡有过往肩贩贫民，每人给予一碗，稍暖肠胃，免受寒疾”。 同样还是道光年间，湖北武汉雪灾，武昌知府裕通向商界募捐，在当地设立“恤孤局”，专门收养七岁以上十四岁以下的孤儿，供应食宿，并聘请专人教他们读书习字。此后该局于每年十一月中旬开放，来年二月中旬关闭，成为常例。 也有学者认为，清代虽然不乏“恤孤局”、“恤寒会”这样以抗灾救灾为常务的慈善组织，但是往往虚有其表的多，真正做事的少，当迫切需要救助的受难者前去申请救助的时候，未必有几家慈善组织愿意接纳他们。我觉得，无论官方救济还是民间慈善，也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可能会存在贪污腐败，会出现形式主义，会有不能惠及所有受灾群众的遗憾，但是有人救济永远胜过没人援手，即便倾全城之力只救了一人，那也算做了善事。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位余治先生，他明知“恤寒会”每次捐助的棉衣总有大半会被经手人倒卖，还是“尽心曲礼，不敢因噎废食”。 咸丰四年，后来曾任清朝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第一次来到上海，途经一所育婴堂，“看到大约有二十几个幼儿和他们的保姆在一起”，“这所育婴堂附近还设有学校，收有儿童五百名左右。”(《赫德日记》，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我不知道那时的上海有没有遭受雪灾，但我知道那时的赫德很惊讶，他感叹道：“谁能想到还会有中国人承办的这种机构呢？”我能够理解赫德的感觉，因为当我发现清朝居然有那么多慈善组织对受灾群众伸出援助之手的时候，也曾经惊讶来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