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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稻作史研究中，有一个至为关键，且至今尚存争议的问题，这就是稻田的种植制度。它不仅关系到对宋代稻作发展水平的估计，同时也关系到对整个宋代农业经济、技术及其发展水平的估计。有学者认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或重大变革的标志之一就是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由此所致的一年二熟制的普及[1]。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双季稻的发展[①]。不过上述观点近几年来开始受到国内学者的质疑。研究稻作史的游修龄教授认为，宋代粮食单位产量的提高得力于复种指数的增加，但宋代的双季连作稻及间作稻局限于华南，比重也不大，福建一带是双季稻的北界[2]。同时他还对占城稻提出了质疑，认为占城稻的作用被史家夸大[3]。最近又有经济史学家李伯重从研究方法入手，对“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提出了彻底的否定[4]。 无论是赞成或是反对宋代农业革命说法的人，都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宋代以稻田为中心的种植制度，这就使得赞成和反对都多少显得空洞无力。鉴于稻田耕作制度，特别是双季稻在宋代稻作史和经济史中的特殊重要性，以及目前学术界所存在的争议，有必要对宋代的稻田耕作制度做一系统的研究。本文将重点讨论宋代有关双季稻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宋代的双季稻如何？普及程度如何？在粮食供应中地位如何？它与占城稻的关系如何？ 1 宋代以前的双季稻 在回答上述问题以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宋代以前的双季稻情况。双季稻是指同一块稻田中一年之内有二次收成。双季稻 的栽培最早开始于秦汉时期的岭南地区。汉杨孚《异物志》记载“交趾稻夏冬又熟，农者一岁再种”[5]。这是岭南地区双季稻的最早记录。长江流域双季稻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晋。西晋左思《吴都赋》提到：“国税再熟之稻”，吴都即现今苏州，证明西晋时期（265--316年）苏州一带已有双季稻。[②]晋代郭义恭在《广志》中曾记有一双季稻品种“盖下白稻”，这种品种“正月种，五月获；获讫，其茎根复生，九月熟。”[③]东晋张湛《养生要集》载：“稻已割而复抽（萌发）曰稻孙。”[④]隋唐时期，岭南地区仍然有“稻岁再熟”和“土热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的记载（《旧唐书·南蛮传》，《宋史·蛮夷四》）。地处长江下游地区的扬州也有稆生稻和再熟稻的报道（《唐会要·祥瑞上》）。 宋以前的双季稻似以再生稻为主。《广志》和《养生要集》的记载明显属于再生稻。唐代扬州的稆生稻是落粒自生的稻，而再熟稻则可能是再生稻。只有《吴都赋》中的“再熟之稻”存在争议。“再熟之稻”可理解为同一田块中种早稻和晚稻的再熟，也可理解为不同田块分别种植的早稻和晚稻，也是一年再熟。前者属于双季稻，而后者仍是单季稻。即便是双季稻也存在再生稻和连作稻争议。宋人认为《吴都赋》中的“再熟之稻”为再生稻（详后）。而游修龄据唐李善（江都人，距吴都不远）注：“农者一岁再种”，将其视为连作稻[6]，（[6]，222页）但仍然不能确定是同一块田中的再种，还是不同田中的再种。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宋代甚至宋代以前就已出现了早稻和晚稻的概念，但宋人所说的“早稻”并非是真正意见上的早稻[⑤]，同时，早稻和晚稻之间也不构成复种关系[7]。但这并不排除宋代已经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早稻品种。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从福建引进了早熟且又耐旱的占城稻。据游修龄估计，占城作为早稻，其生育期从100天左右至110天左右，可以遍及浙闽及淮南一带，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早稻品种[⑥]。宋代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早熟稻品种——黄穋稻。黄穋稻自种至收全生育期大致在60至105天之间，同时它还具有很强的耐水性[8]。属于早稻品种的还有麦争场、归生稻、节澳稻（早稻）、六十日、乌粘早白、宣州早、早占城、斧脑白、赤芒稻。这些品种有的成熟期在六月，如麦争场[⑦]；或尽六月，如早归生；有的标谤六十日[⑧]，更多的则直接以“早”来命名。这些品种的生育期都较短，可视为真正的早稻。真正意义上的早稻的存在为双季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宋代存在再生、间作和连作三种形式的双季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