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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三位不同辈份的学者一次特殊“合作”的记录。2005年3、4月间，浙江大学的游修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根蟠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曾雄生，围绕着苏东坡《酬刘紫桑》诗中的“红薯”为何物，以及如何栽培、如何储藏、如何食用等问题，在“中国经济史论坛”和“中国农业历史与文化”网站进行公开的交流和辩难。这三位学者不但年龄和辈份不同，而且有着师生和朋友关系，但是，他们并不因此掩盖彼此之间认识的分歧，既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为了获得正确的认识，他们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坦诚地、认真地交换意见，以至进行尖锐的争论。他们这种超越庸俗的师生关系的公开交锋，形成了一道罕见的“风景线”，引起学术界的注目。现在由曾雄生、李根蟠辑集整理有关资料，按上网时间的先后排列，刊登于兹，供关心这次讨论和有兴趣的学者参考。整理的文稿完全忠实于原文，仅作某些技术性的处理。我们从中不但可以加深对有关问题的认识，而且可以在如何培育良好的学风方面获得有益的启示。 游修龄：苏东坡吃番薯？ 番薯从明代晚期传入中国，已经有很多文献资料给予证明，详见《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①。翻译学家杨宪益在其《零墨新笺》中有一篇“番薯传入中国的记载”，则是从番薯原产地南美洲的 《秘鲁史纪》（Crouica de Peru）的记载中，推定番薯传入中国的时间约在1617年（万历45年）前后。杨又引用明末周亮工的《闽小记》里提到的“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的一大段资料，中外文献对照，增强了番薯是从明末传入的说服力。 戏曲文学家蒋星煜对杨宪益的这篇文章，表示不同看法，于2000年写了一篇“苏东坡吃山芋”②这篇文章标题中的“山芋”，是指番薯，他在文中说得很肯定：“红薯无可怀疑的就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如果番薯是早在宋朝即已栽培的作物，那末，杨宪益和国内许多文献所考证的明朝传入，都错了。 蒋星煜文说番薯早在宋朝已经栽培的唯一根据是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七十八首中的第七首《和陶· 酬刘紫桑》：③ 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 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 淇上白玉延，能复过此不？（自注：山药，一名玉延）。 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 蒋文认为苏诗首句的“红薯”，显然即番薯，亦即山芋。因为现在好些地方还称番薯为红薯或山芋。蒋文既然以山芋为番薯，再举苏轼《和陶诗》自序中的一段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色香味皆奇绝。”过子是苏轼的小儿子，跟苏轼一起谪居海南的儋耳。这里，蒋星煜把“山芋玉糁羹”也当作番薯羹，是顺着他的思路必然的结论。蒋星煜又举宋朝周文雍的诗句：“哦诗礼塔作佛事，同吃地炉山芋羹。”为证，说“大概古代的大寺院，也用山芋羹招待善男信女的。”蒋理解的山芋羹，也即番薯羹。 由于番薯从明朝传入的文献多而确凿，不好否定，蒋文也承认明代传入的事实，但认为那是后来的、二次的传入，最早应该是宋朝。至于宋朝的番薯是怎样传入或是否中国原产，蒋文没有言及。 蒋文引苏轼诗认为宋代已有番薯，是一场大误会。原因在于作者简单地把苏诗中的红薯及宋时文献中提及的山芋，都当作番薯，因为事实上现在不少地方也确实有称番薯为红薯或山芋的。 事情还得从原产中国的藷蓣说起。藷蓣也作薯蓣。藷蓣最初作“诸预”或“署预”，如： 《神农本草经》卷一：“署预……一名山芋，生山谷。吴普曰：‘薯蕷’一名諸预，齊越名山芋。”为了明确指植物，加上草头成“薯蓣”或“藷蓣”，是后世规范的写法。 薯蓣为什么又名山药，说来好笑，唐代宗名“预”，为避唐代宗的讳，改称“薯药”。后来又因宋英宗名曙，为避英宗的讳，再改薯为山，于是“薯蓣”一变成“薯药”，再变成“山药”。④但是唐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 薯蓣》条已指出：“薯蓣生于山者，名山药。秦楚之间名玉延。”则避讳之说似不足信，也可能古代方言传播不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 山药之名好写又好记，流行下来，称山药比薯蓣更普遍了。 薯蓣在植物学上有两个种，一种称家山药，简称山药（Dioscorea batatas），原产中国，由野山药（D. japonica）驯化而来。另一种名田薯或大薯（D. alata），原产印度，我国很早也有栽培。 山药是食它的根，根据根的形狀不同，通常分为长根类、扁根类和块根类三大类。扁根类的山药中又分“佛掌薯”和“红薯”两种。中药的怀山药属长根类。红薯因根呈紫红色，故名红薯。红薯在浙江南部各县上世纪1950年代还有栽培。⑤至今是否还有栽培，不得而知。 说到这里，可以清楚知道苏轼诗中的“红薯”就是薯蓣，也即山药，而蒋星煜却误当作番薯了。他当然不知道浙江南部至今还有称山药为红薯的。 蒋文的另一个误会是把山芋也等同于番薯。山芋这个称谓也很为复杂，它在宋以前是薯蓣的同物异名，就是上面引的《神农本草经》中“署预……一名山芋，生山谷。”，到宋时则是芋艿的同物异名，就是上引苏东坡的“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糁羹。”到了明代番薯传入以后，又借用为指番薯。山芋经历过这早中晚三个时期，变成兼指山药、芋艿和番薯的同名。我们看古籍时，对同一个山芋应该注意它的时代背景，蒋文不知道山芋指番薯是明朝晚期才出现，用来论证宋朝已有番薯，是颠倒了次序的论证，自然站不住脚。 蒋文对苏诗的理解也不全面，苏诗首二句“红薯与紫芋，远插墙四周。”讲得很明白，苏轼是把这两种作物种在他家围墙的四周，这是一种家居生活的种植。因为红薯（山药）是薯蓣科多年生缠绕藤本植物，茎蔓可长达三米以上，种在墙脚让它沿支架攀缘而上，兼有绿化的作用。它的茎部叶腋间会生出卷曲的球形幼芽，是一种气生块茎，专称零余子，又名山药蛋。这零余子可以食用，也可以象种子那样供繁殖之用。地下的肉质块根，是主要供食用或药用。山药是夏季开花，花单生，乳白色，少有结实，通常都用老薯上萌生的新薯或零余子进行无性繁殖。紫芋则耐荫，所以种在墙脚也很合适。 苏诗第三、四两句 “且放幽兰香，莫争霜菊秋。”形容山药开花时类似幽兰的香气，因是夏天开放，所以说不与秋菊争霜。若是番薯，它是严格的短日性植物，约在赤道南北各15度纬度以內的地带会开花，在中国南方是不会或很少开花的。第五、六两句 “穷冬出瓮盎，磊落胜农畴。”是指秋天采摘收藏的零余子，到冬天拿出来食用时，摆滿了瓮盎，不亚于田间种植的收获。若是番薯，块根膨大，要贮藏在窖里，非瓮盎所能放得下。第七、八两句 “淇上白玉延， 能复过此不？”是蒋文解释红薯即番薯的最棘手之处。因这里出现的白玉延苏轼自注指山药，只好跟着承认是山药，不是番薯。这一来，苏轼这首诗被支解成两部分了，既咏番薯，又赞山药。番薯是从种到收，贯彻全诗，山药则突然出现在第七八句。玉延作为山药的别名，早见于《广雅·释草》。淇上指河南北部的淇水，流入渭河后入黄河，今有淇县。该地宋时以产山药著名，至今这一带仍然产山药。苏诗是说他在海南谪居栽种的山药，做成玉糁羹，也不亚于淇水那边著名的玉延。 苏诗最后一句“一饱忘故山，不思马少游。”中的马少游，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同祖父堂弟，他常劝马援不要为功名所累，说：“人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马援则战功显赫，说是“大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不怕“马革裹尸而还”。苏轼以谪居海南的身份，种植山药，自得其乐，当然也不必追思马少游了。 综上所述，苏轼这首诗，从头至尾，是他谪居儋耳时，在住屋的四周种植山药和芋艿的情况，并籍此抒发他的感情。从种植山药到山药开花，收藏零余子，到冬天把零余子取出来食用等过程，表示出自得其乐的心情。若把红薯理解成番薯，则“且放幽兰香”变成番薯花香？而“淇上白玉延”一句，又突如其来，与番薯失去呼应了。 此外，蒋文还引用并且同意清末杭州人施可斋的观点，说按福建方言的读音，“甘”与“番”相近，因而怀疑“番薯”两字是从“甘薯”讹传而来。这种推测，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要知道，中国农作物名称中带番的字甚多，如番茄、番椒、番木鱉、番红花……等，难道都是“甘”音的讹传？《齐民要术》引晋·稽含《南方草木狀》及《临海异物志》都有提到甘藷的名称，通常解释为薯蓣或芋艿的异名。徐光启《农政全书》则直说“甘藷，即俗名红山药也。”凡此，都表明甘藷之甘由来甚久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