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朵”节上纳西族老人在藏传佛教寺院转经（资料图片）  部分纳西族群众信仰藏传佛教 （资料图片）  藏纳一家亲 （资料图片） 噶玛噶举派在藏传佛教中是一个很重要的教派，它开创了藏传佛教历史上活佛转世制度的先河,在云南藏传佛教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噶玛噶举派约于11世纪末至13世纪中期传入纳西族地区。噶玛噶举派从创立者杜松钦巴开始便注重在康区的发展，在康南一带有很大的势力，该派自传入云南纳西族地区后，便得到木氏土司的大力支持，与木氏土司关系密切，因而在西部纳西族地区影响很大。 噶玛噶举派传入纳西族地区 噶举派是藏传佛教诸多宗派的重要宗派之一。“噶举”一词本意是指佛语，可理解为佛语或教授。噶举派注重对密法的实际修炼，而对密法的修习又必须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来进行。由于噶举派僧人着白色袈裟，后人学者又称其为“白教”。 噶举派形成于藏传佛教“后弘期”，由玛尔巴译师开创，经米拉日巴瑜伽师的继承，最后这一教法传承落到达波拉杰大师肩上，才正式建立并成为藏传佛教诸多宗派中支系最多、最庞杂的一大宗派。噶举派的四大支派是：噶玛噶举派、察巴噶举派、跋绒噶举、帕竹噶举。 北宋中期，噶玛噶举派著名大师第一世杜松钦巴在康区传经布道，到现在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太子雪山和鸡足山朝拜，途经迪庆、丽江、大理，与沿途的藏族、纳西族、白族首领广泛接触。”公元11世纪末，噶举派分别从西藏和康区两路传入云南德钦、中甸（香格里拉）、维西、丽江、宁蒗永宁等藏族、纳西族和普米族地区。据有关学者对噶举派原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的母寺八蚌寺的调查证明，元、明两代康区的噶举派与云南噶举派有密切的联系。噶玛噶举派约于宋宁宗时由杜松钦巴自西藏传入康区，经元明两代得到发展，该寺系由第一代大司徒所建，因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及德格土司的大力扶持，势力有了很大发展，该寺即为德格土司五大家庙之一。八蚌寺在噶玛噶举派中地位很高，仅次于主寺——后藏楚普寺，同为噶玛噶举派在康区的圣地。寺辖分寺分布于四川德格、邓柯、康定、丹巴、稻城、云南丽江以及青海等地。公元1268年，第二世噶玛拔希继续第一世噶玛巴杜松钦巴的佛行事业，自大都（今北京）回到康区传经布教时，到德钦路过梅里雪山一带，祷文以祭祀德钦境内神山梅里雪山主峰——神山卡瓦格博，并尊称“绒赞卡瓦格博是一切智慧和世间的神殿。 噶玛噶举派对纳西族的影响：“我们噶玛噶举派” 刊刻“丽江版”大藏经 噶玛噶举派在纳西族首领木氏土司家中得到极其崇高的地位，木氏土司在与噶玛噶举派上层僧人建立起密切关系的同时，积极支持噶玛噶举派一切有意义的宗教文化活动。1609年，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法王第六世夏玛巴却吉旺秋建议木氏土司在丽江刊刻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并派人将自己珍藏的手抄本《甘珠尔》送至丽江作为刊刻的底本。这一手抄本是帕竹政权的阐化王时期噶举派大译师勋努拜和第二世夏玛巴却吉扎巴等高僧多次精心校订过，被认为是准确无误的版本。木氏土司十分高兴，将该版《甘珠尔》的刻印工作定在康司寺（香格里拉县小中甸）进行。却吉旺秋应邀到康司寺指导刻版工作，并为《甘珠尔》编写目录和后记，木增为丽江版《甘珠尔》作序。历时15年，1623年《甘珠尔》刊刻完工，夏玛巴应邀到中甸主持《甘珠尔》的开光仪式。这是藏文出版史上唯一一部插有汉文目录的藏文经典。史称“丽江版”或“丽江——理塘版”，被历代藏学家评价为“历史上最好的藏文《大藏经》”。 纳西族人家出现转世活佛 噶玛噶举派建立了与纳西族互为依存、互为融入的关系。自噶玛噶举派传入纳西族地区后，丽江、维西的纳西族家中便出现了噶玛噶举派的转世活佛。余庆远《维西见闻记》中有：“麽些头目的二三子，必以一子为喇嘛”的记载，还对永安区居仁村（今维西县永春乡桥头）厅署通司王永善之子被认定为噶玛噶举派大活佛（即十四世仲巴活佛）一事作了记叙：“善知识喇嘛，格玛四宝喇嘛之高弟子也（即噶玛噶举大活佛大司徒的弟子，即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其前世死之年无考。乾隆己卯（公元1759年），生于六村麽些通事王永善家。……乾隆丁亥年（1767年），四宝命喇嘛数人，以金银、马骡值七百斤之物，来王永善家迎焉。善知识见迎者，甚乐。与以所用旧器，杂以相似者，亦能辨之。六村麽些闻，皆赴免冠拜。善知识跏坐而摩拜者顶，皆合度。王永善送入藏，每程未至之路，山川之状，善知识皆能先言之。”，并对“善知识”的称谓作了说明：“善知识非名，其品弟也，以华语译之也。”即“善知识”并非活佛之名，而是对藏传佛教中对获得格西学位活佛的尊称。 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却曲吉汪秋九岁时被迎请到八蚌寺，跟随大司徒仁波切（四宝法王）修行。他饱学精修，持有宁玛派、噶玛噶举派最高教法。受木氏土司之请，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受噶玛巴和大司徒仁波切委派到康南地区及江地（木氏土司管辖的纳西族地区）管理十三大寺，常驻指云寺。第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还在丽江文笔山金刚亥母灵洞前创建了江地佛教最高学府“静坐堂”。从此，纳西族地区的喇嘛不用跋山涉水远到八蚌寺或楚普寺求学。十五世东宝活佛白玛赤列汪修是土通判木曙东（1723年改土归流后，木氏土司被降为土通判）之长子，原名木槐青，本应承袭土通判一职。7岁时，被噶玛巴认定为十四世东宝仲巴活佛曲吉旺秋的转世灵童。因其佛学修养和汉文修养都很高，深受噶玛巴器重，曾留居楚普寺9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云南纳西族地区信奉噶玛噶举派的民众很多，经常有人请噶玛噶举派喇嘛举行法事，特别是丽江木家历来尊崇噶玛噶举派喇嘛，认为是噶玛噶举派使木家祖祖辈辈昌盛，自认与噶玛巴法王是一家人，天天请解脱林（后更名福国寺）喇嘛轮流到他家念经，直到1949年以后才终止。笔者在与纳西人的交流中也发现噶玛噶举派的纳西族信仰者往往自称“阿格噶玛以”（意即我们噶玛噶举派），称黄教为“他格格鲁巴”（意即他们格鲁派），说明噶玛噶举派在纳西族地方的影响很深。 融入纳西族生活习俗 在噶玛噶举派的影响下，历史上的纳西族青年崇尚出家为僧，有学问的高僧与活佛得到纳西族人民的敬仰。据《维西见闻记》记载：“喇嘛之长至，则头目率下少长男女礼拜，视家所有布施。家贫，虽釜俎之属，取以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礼拜布施益甚。得其片楮只字，以数十金计。”，文中所指的“喇嘛”即为噶玛噶举派高僧与活佛。可见云南的纳西族人民对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信仰及膜拜。 方国瑜在《明十合院墓葬考》中说“麽些族尚东巴教，以地近吐蕃，喇嘛教亦颇有势力。土司木氏，盛于明，多留遗迹，唯宗教以喇嘛教为多，则当时以喇嘛教为首，墓葬之用喇嘛教仪，亦意中之事，且所见骨灰朱书，悉喇嘛文（即藏文），立墓碑，亦多刻喇嘛文，有多至数百字，则墓葬由喇嘛主持，此为可知者也。”方国瑜的这一段文字亦已说明，纳西族在明代就盛行藏传佛教，根据丽江市束河乡龙泉寺北面土岗上发掘出的大量按藏传佛教方式安葬并有藏文墓碑的火葬墓说明，在明代纳西族在葬俗方面已受到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的较大影响，并有大批的信徒。 根据一些史料调查，噶玛噶举派对云南永宁、四川盐源等东部地区纳西族生活习俗方面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衣、食、住、行及婚嫁，生子、命名、生病、丧葬、出行、修房、遇到灾害等都要请喇嘛念经做法事，这些地方纳西族遇事都要请喇嘛的习惯有相当长的历史，结合噶玛噶举派传播历史来分析，具体形成时间虽不能详考，但元、明时期已是如此，尤其在明代，影响应更加深刻。 噶玛噶举派促进了藏纳民族关系的融合 多元文化的见证 随着噶玛噶举派在纳西族地区的进一步传播，藏文化对纳西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加深。反过来，纳西文化的影响也进一步延伸到邻近的藏区。同时，噶玛噶举派与纳西族人民之间的关系也印证着藏、纳两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 自唐宋以来，纳藏人民之间，一直进行着较多的经济文化交流。自明代以后，信奉噶玛噶举派的木氏土司更加强了这些方面的交流，特别在吸收藏文方化方面尤为突出。如明代中叶以后制作的许多丽江壁画，有不少是藏族画家的杰作，而且丽江现存的大宝积宫的壁画大多是以藏传佛教为题材的（在此之前的壁画主要是汉传佛教和道教的内容），体现了木氏土司吸收藏文化之长、丰富本民族文化的优点。 据史料记载，噶玛拨希扩建位于今昌都地区的噶玛寺时，丽江的纳西族富商捐赠资金，并派去了纳西族建筑工匠参与寺院大经堂的设计建造。此大殿为单檐歇山形式，屋顶覆盖琉璃瓦，屋檐正中是藏族工匠设计的“波森格登”（狮爪型飞檐），左边是汉族工匠设计的“甲却森哲得”（龙须型飞檐）；右边是纳西族工匠设计的“羌龙钦纳得”（家鼻形飞檐）。这是一座凝聚着汉、藏、纳西3个民族智慧的独特建筑。此独具特色的寺院建筑虽经数百年的风风雨雨，如今还有部分得以保留。 维系藏纳民族关系的纽带 木氏土司在噶玛噶举派众多大活佛的影响下，除了承诺13年不向藏区派兵及在江地建寺百座外，还把纳西族地区生产生活上及文化上一些较先进的东西带到藏区，为藏纳文化经济的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 如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乡的藏族与纳西族一样，有着种植水稻的经验。纳西族善于修沟造田、打墙建屋，无论是四川甘孜州的九龙、巴塘、得荣、乡城、西藏的盐井，还是云南的香格里拉、维西、德钦等地现有的纳西族村落，基本上都处于能种植包谷、大米的区域，其红米的种植技术在康南地区是有口皆碑的，而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现种植的大片梯田即在纳西族的带动下开垦的。现在，德荣县白松乡的门扎、白松两村还在种植水稻（红米），这是德荣县唯一产水稻的地方。并且，这里还居住着近600名纳西族同胞。纳西族人民对开发德荣、发展德荣的农业生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居住在德荣的纳西族后来大量被藏族同化。有人推测，德荣藏族有一半以上可能是被同化的纳西族。 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与纳西族人民之间通过长期以来的相互影响，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这种影响和联系不仅仅体现在宗教上、生活习俗上，还体现在文化的相互融合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维护了藏族和纳西族两个民族之间的团结。目前，云南纳西族地区仍有20多座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寺庙，总之，噶玛噶举派已成为维系藏纳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在构建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的今天，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本版文字作者王彦苹，单位系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藏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