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照原始思维，“任何一次出生都是转生”（14），同理，任何一次下葬也就是投生。大地是母性的象征，坟茔作为母腹或子宫的摹拟当然就是灵魂再生之地，死者“入土为安”也就意味着“返回子宫”（regressusad uterum），返回母亲的怀抱以求如同胎儿般重获新生。归根结底，土葬不仅仅是为了以土掩埋死者躯体，更重要的是旨在借助这种“复归初始”（ruterum to the origin）的象征性仪式促使亡灵再生，其中反映出对死者生命归来的强烈祈盼。不必怀疑，“古代生殖力观念的另一方面是关心死后的存在。……人们在安葬死人时，也把死人摆弄成胎中婴孩的姿势，似乎暗示出坟墓便是子宫。”（15）非洲的“布须曼人实行土葬，尸体是侧放着的，两膝弯曲，摆成卧姿”，而“南非祖鲁人死后要修圆形坟墓，还要从侧面凹进去，尸体为胎儿状，以期待来世脱胎换骨”（16）。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苗族的‘烧灵’，白马人死者捆成屈肢胎儿，望早日投胎转世，莫不是死孕育着生”（17）。由此推衍，“总是与通过女人的子宫而再生联系在一起”的尚有形形色色的墓地石砌纪念物，“在马勒库拉，这种石砌墓地遗址的名称与‘出自，诞生’的词根联系在一起。”（18） “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旧约·创世纪》）犹如谷种撒入地里能生长出禾苗（前述壮族以谷种随葬，实含有祈盼灵魂再生之意），死者葬入墓中也能获得新生。坟墓象征着母腹，埋葬死者的过程就是祈求灵魂再生或转生的神圣仪式，“大母神”创造生命的原则执着地投射在丧葬中。顺此逻辑推想，在丧葬中随死者葬入钱币（“瘗钱”）或烧化纸钱，当然就该属于同类的巫术化行为，所包含的心理动机也应无二。事实上，民间习俗可以为证，钱币自古以来都跟人类祈求生殖的原始意念息息相关。譬如，伊斯兰女子嫁到夫家的时候，要将一枚金钱投入泉水中，表示“这是为了唤起泉水中的灵以求受胎的意思”，这女子只要“浴了潜着这种灵的泉水，便会怀孕”（19）。对送子娘娘的崇拜在华夏民间广泛存在，在北京的蟠桃宫，“求子者往宫中拜神烧香，从桌台上偷盗男孩或女孩，并以五彩线栓住。号称‘栓娃娃’。当求子妇女一出门，第一道门旁道士祝：‘愿你早生贵子！’妇人必付钱致谢，而且‘多钱多生子’。”（20）宋代风俗，妇人产子后要举行“洗儿会”，亲戚朋友都要前来祝贺，并“以金钱、银钗撒于盆中，谓之‘添盆’”（吴自牧《梦粱录·育子》）。 既然“多钱”意味着“多子”，既然钱币具有求生殖的意义，其被广泛使用在民间婚礼中也就不足为奇。屡屡见载于古籍的“撒帐”婚俗，古今流传，指的是婚礼上将瓜果、金钱之类撒在新床上，意在祝愿新婚夫妇多生子女。在扬州民间，“撒帐，是喝完交杯酒后举行的仪式。此时，早已守候在一旁的‘全福太太’便托着一只盘子来到床边，托盘里有枣子、栗子、花生、金钱等各种喜物，善于言辞的全福太太一边唱着‘撒帐歌’，一边把盘中的喜物撒到床上。”（21）婚礼上“撒帐”有一整套规矩，要边撒边唱，整个过程充满着“闹房”的喜乐色彩，被明代人收入《清平山堂话本》的《快嘴李翠莲记》对此曾有生动的描述，其中“撒帐歌”唱道：“撒帐上，交颈鸳鸯成两两；从今好梦叶维熊，行见珠来入掌。撒帐中，一双月里玉芙蓉；恍若今宵遇神女，红云簇拥下巫峰。撒帐下，见说黄金光照社；今宵吉梦便相随，来岁生男定声价。” 又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撒帐实起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之女，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陔余丛考》）这种“撒帐钱”，将祈求“多得子”的心理期盼直接表达出来。宋朝也有专门铸造的“男钱”、“永安五男钱”、“五男二女钱”之类，利用钱币厌胜，意在促进人口繁衍，譬如“男钱”，世人相信“佩之则生男也”（洪遵《泉品·套胜品》）。明代北京有悬钱求子之风俗，“东岳庙帝妃前悬一金钱，道士称中者得子，入者辄投以钱，不中不止，中者喜”（《帝京景物略》）。民国年间《奉天通志》引《沈阳百咏》云：“焚香拜起倩花扶，阿嫂轻轻问阿姑：一个金钱凭乱掷，不知能保子孙无。”由此来看上述宋人娶妇时“焚楮钱”一俗，也就不那么怪异了。也许，该习俗的产生，跟“撒帐”正有着同样的心理基因。 钱币何以会跟求子有瓜葛呢？或者说，它是怎么跟人类的生殖崇拜意识挂起钩来的呢？其实，看看古代铜钱“天圆地方”的造型就能明白，那外呈圆形而中间有孔的形态很容易使人把它跟养育生命的雌性产门类比。追溯历史，你会发现，这种类比其实在金属货币使用前老早就出现了。史前时代，铜、铁之类金属尚未进入人类的视野，造纸技术也没有发明之前，天然的贝壳曾是先民们做交易时使用的货币，而以贝壳随葬在石器时代已见。作货币用的贝壳在我国殷商时期遗址中多有发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曾出土小型殉贝6800多枚，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中也出土了大量的海贝），称为“货贝”，其名亦见于古籍：“臣如致金玉货贝于君，则曰致马资有司。”（《礼记·少仪》）上古以贝为币，计量单位为“朋”（犹如后世铜钱称“贯”），相传五贝或十贝为一朋，《诗经·小雅·菁菁者莪》：“既见君子，锡我百朋。”汉语“货”字又指货币，《后汉书·五行志》：“五铢，汉家货，明当复也。”这“货”之表意的形旁从“贝”，亦透露出古老的信息。在相当于夏、商时期的“二里头文化”中，除了海贝，还曾发现用蚌壳、石片仿制的贝；至于铜贝，至迟在商代晚期已有之。贝壳天生跟养育生命的雌性生殖器形似，用贝壳喻示牝器在东西方考古及神话中多多有见。一则北美海达人起源的传说也讲到：大乌鸦酋长从海滨拾得一枚海贝，与它结了婚，海贝生下一雌海贝，酋长又娶她妻，从此便产生了印第安人（22）。 法国学者巴丹特尔指出：“从旧石器时代前期起，坟墓里就放置一些贝壳，主要是作为女性器官的象征。安放它们可能适应某种巫术—宗教仪式的需要，旨在使死者复生。”（23）的确，在史前时代葬礼中，“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和创造生命的力量的联系。例如，在法国莱塞西的克罗马农岩棚中，1868年首次发现了我们的后期旧石器时代的骨骸，尸骨的周围和上面精心排列了许多当货币用的贝壳。这些贝壳被排列成詹姆斯谨慎地称之为‘小孩通过它进入世界的门’的形状，它们似乎和某种对女性神灵的早期崇拜有关。正如他所写的那样，这种贝壳是一种创造生命的力量。”即是说，“在尸体的周围和身上把贝壳摆成阴道形状的仪式，以及给这些贝壳和尸体涂上赭石颜料（象征血液的生命力）的习俗，似乎都是企图通过轮回而复活的葬礼的组成部分。……这些仪式和习俗‘表明具有创造生命仪式性质的葬礼与女性雕像及女神崇拜的其他象征密切相关’。”（24）在我国青海柳湾齐家文化墓葬中也曾发现放在年轻女性两股骨间的贝壳，“可以肯定，放置在女性下身这一特定的海贝，只具有象征女阴的意义，或者还含有祝福死者来世多生女儿的愿望。”（25）将死者安放在象征母腹的坟墓中，再放入代表牝器的贝壳或金钱，这颇费心思的双重仪式，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大程度地沟通和调动起女性生殖神力，给灵魂再生主题套上“双保险”，从而完成对死亡的巫术化超越。 来自考古发现的“葬贝”，跟后世丧葬仪式中的“瘗钱”正异曲同工，前者实乃后者之滥觞。由此可见，“烧纸钱”这看似普通的民俗事象，在原始底蕴上并不平凡，其跟盼望生命复活祈求灵魂转生的人类信仰直接相关，前述北方民间所谓“意在贿赂阎王，买通小鬼，放死者回来”的说法，即是这种原始信仰的孑遗及变形；至于什么“让死者在阴间不缺花销”之类说法，实际上应是后起而非原生的观念，也就是后来人们根据阳世的生活经验而不断附加上去的。总之，“烧纸钱”不仅仅是奠祭亡灵寄托哀思，其中更包含着祈盼生命的伟大主题，体现着人类生殖崇拜的“集体无意识”。明白这层底蕴，我们对此习俗在民间长久流传的秘密，也就容易理解了。作者：李祥林 注释： （1）（14）[法国]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3、330页，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2）吴仁《苗族文化风情》第8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3）《辞海》缩印本第115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 （4）郭春梅、张庆捷《世俗迷信与中国社会》第268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5）（7）陆建松《魂归何处——中国古代丧葬文化》第354、359、361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6）（17）冯敏《万户千门入图画——巴蜀少数民族文化》第228、244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 （8）有关论述，请参阅拙作《女娲神话的女权文化解读》，载《民族艺术》1997年第4期；《“伯禹腹鲧”：孤雌生殖神话的换位阐释》，载《东方丛刊》1999年第4期。 （9）[美国]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第62页，杨东莼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0）（16）宁骚主编《非洲黑人文化》第312、108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 （11）[古罗马]卢克莱修《物性论》第312页，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2）（25）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第160、24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13）（23）[法国]伊丽莎白·巴丹特尔《男女论》第32页，陈伏保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15）[美国]D·L·卡莫迪《妇女与世界宗教》第15页，徐均尧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18）[德国]埃利希·诺伊曼《大母神──原型分析》第159页，李以洪译，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19）朱云影《人类性生活史》第186页，上海文化出版社，1989。 （20）王晓丽《中国民间的生育信仰》第42页，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21）曹永森《扬州风俗》第127页，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22）岑家梧《图腾艺术史》第2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6。 （24）[美国]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第2—3页，程志民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