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孙逸仙博士纪念医学院奠基礼上主席团全体成员，服装是多样化的  一家人中，服装中西并存  五花八门的民国服饰 军装及京青布 民国时期，除了民众的服装新旧杂陈外，军服也相当丰富。由于当时的军队甚为复杂，既有中央军，又有地方军；既有正规军，又有杂牌军，军服是五花八门。 民国初期，驻防广州的军队平时都不穿制服，夏天一律穿薯莨布(又称香云纱，清中后期产于广东珠三角的一种时尚衣料)的短衫裤。当时担任总司令的陈炯明和第三师的参谋长杨言昌着的是白夏布长衫。 1932年至1937年，由于国内抵制日货，提倡用国货，各地织布厂生产的一种黑色平纹的“爱国布”颇受群众欢迎，行销市场。布业在这段时间，也因缘际会有所发展，当时军官非开大会时都是穿着爱国布便衣。广东军队最有特点，就是每人有一顶铜鼓帽、一双草鞋和一条士的棍，时人称为粤军三宝。 惠爱路的昌兴军服店负责缝制宪兵和警察的服装，宪兵服与军服不同，军服一般是蓝布衫短裤，不用量身，分大中小号。宪兵服则用最好的黄斜布，个个量过身材大小制成。宪兵冬天有黄斜大衣和皮鞋、白手套，十分整齐庄严，路人望而生畏。可是虎皮蒙马，聊有外形，宪兵的作战经验几乎等于零，1938年日军入侵，广州的宪兵纷纷作鸟兽散，成了民众笑柄。 民国年间，广东各地流行一种靛蓝布(粤语叫京青布)，此布以土靛冷染，初用时表面脱色，用后越洗越靓，所以很受欢迎。带河路的新衣店，每于淡季把下档的蓝布衣服，以每套毫银二角卖给咕喱(搬运)。礼服和学生的校服也用靛蓝布。 1912年，孙中山莅粤，广州各界在石室教堂和圣心书院联合开会欢迎，主教为孙祝福，学生穿的便是靛蓝布长衫，冒雨排队恭候，济济一堂听孙中山演讲。 嫁衣和寿衣 过去广州的有钱人家嫁女要有四季衣裳作妆奁，还要做大褂、花裙，这些衣服十分讲究式样和花款。要做出嫁服装，一般要与绸缎店熟行“老倌”(当时服装业对熟悉业务高级店员的称谓)联系，让“老倌”逐一解释指点。绸缎店对这些大生意非常重视，会派主管及“老倌”上门接洽，因为办喜事的人家除了新娘要做嫁衣外，往往全家大小都要缝制新衣，“老倌”要带齐男女老少各种服装样本上门，统一订制。 大户人家对寿衣也很重视，寿衣分两种：一种是老人在60岁(俗称花甲回头)做大生日时穿的，另一种是去世后穿的。 寿衣的缝制有很多规矩，要靠熟行的“老倌”介绍和指点。生辰寿衣生意较好做，无论绸缎店抑或服装店都乐意承接。 死人寿衣则需由寿衣铺代制。死人寿衣必取单数，或上七下五，或上至十一十三不等，而下衣亦止七数。九字之数，多避而不用。 小康以上家庭，殓衣都用丝绸。盛殓时，男的必袍褂靴帽，女的必褂裙，多取浅灰、彩虹、茶青、湖水等色。殓衣最高档一般用到丝棉，不采用皮草。据说皮草虽名贵，但貂狐服是兽毛所制，死者披兽毛以入黄泉，恐来生变兽云云。做殓衣因时间紧迫，价钱一般较高。 羊城服装店 旧时广州服装店和绸缎店(专卖服装和布匹的商店)以西关一带最多，尤其是逢源路、多宝路、宝华路等大户人家的集中地，以及邻近的十三行(当时金融业聚集地)和一德路(许多京果海味批发商店在此经营)。 在上下九路，就有生源泰、九经、元亨、同章、纶章、仁章多间绸缎店和信孚、自良、文华等服装店。 惠爱路、永汉路也有不少服装店，如高第街口的金城洋服店、永汉南路的黄谦洋服店和惠爱路的怡安泰洋服店都是广州著名服装店。高第街两边，还有经营布匹、百货、鞋帽、手工业品等店铺，婚嫁需办嫁妆礼品，在高第街可全部买齐。 民国以后不少华侨在东山一带建房定居，吉祥路、正南路及其内街则是公务员聚居之地，华侨和公务员经济较富裕，穿着讲究，所以，东山一带的服装店为方便这些有钱人购买衣服，一般都在门口摆放两个大喇叭，一个朝东，一个朝西，有时播轻音乐，有时播粤曲，更多的时间广播自己的商店如何货真价实，花式品种多等内容。 有的服装店还雇用长得比较俊秀的男童，头戴特造帽子，穿着漂亮制服和皮鞋，在店门前接待客人，每有行人路过，男童会说：“欢迎入内参观。”如顾客多买商品，会代携商品送到街口坐车。 西关、东山的大户人家的少奶、小姐、少爷每逢换季都要做新衣服，相熟的服装店一接到通知，店员就会带货上门，根据客人选定的品种、式样代裁代缝。 服装店为了招揽生意，着意布置店面，店门口两旁摆列鲜花，不时更换。店内左右两边安置镶有玻璃镜面的壁柜，放几张精美茶几和座椅，备有茶烟。 广州是全国最早出现洋服店的城市之一，民国年间，广州所制作的洋服颇有名气。前面所说的广州第一家洋服店“信孚成记”，其创办者是三水人邓月波，能讲英文，他看准沙面住有洋人需要西装，便花了500两银子，在沙面租界对面的沙基开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信孚成记”洋服店，前店后场，有11个员工。 该店的西服面料和辅料，如呢绒、丝里、毛扑等全部进口，雇用的工人功夫了得，量身、裁剪、试衣由同一师傅负责，西裤裤腰为“前上后直”，抱肚托腰，连大腹便便的肥佬也能穿。沙面的外国领事馆官员和附近粤海关及洋行职员都喜欢订做“信孚成记”西服。 1938年广州沦陷，“信孚成记”的生意一落千丈，邓月波告老还乡，其子邓达潮在1942年将店铺迁至下九路80号。抗战胜利后，在“信孚”订做一套高档西服，要200港元以上，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3个月的收入。 到了1921年，广州经营洋服的店铺渐多，从业人员1000余人，还成立洋服同业工会。1935年时，广州的西服业店铺有113家。1947年前后，广州的西服业较兴盛，各主要马路都有洋服店开设。 作者：林子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