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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文化是传统生活方式继饮食文化的又一基础层面。整个生活方式的形成塑造，受到社会大的时代环境的影响，必然也影响着整个服饰文化的形成，进而我们可以从个体的服饰中窥见时代性的生活方式。“褒衣博带”作为魏晋时期典型的服饰，受到时代大的环境的影响。宽松的政治环境，魏晋玄学之风，佛教的兴盛以及士族制度的影响等都促进这一服饰的形成，在此，从褒衣博带的代表服饰的形制特点、装饰、材料来窥见分析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褒衣博带”是魏晋时期典型的服饰样式风格特征，其基本的形制特点给人以自由洒脱、超凡脱俗的感觉，是当时文人、士族所十分崇尚的服饰，这一服饰概括性特点是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在整体的服装的总体风格上整个服装非常肥硕，主要的服饰样式为裤褶、袍及其妇女服饰的襦、衫等。“褒衣博带”这一服饰由来已久，《淮南子》卷11《齐俗训》：“楚庄王裾衣博袍，令行乎天下。”《汉书》卷71《隽不疑传》曰：“不疑字曼倩，渤海人也。治《春秋》，为郡文学，进退必以礼，名闻州郡。……褒衣博带，……衣冠甚伟。”唐颜师古注：“褒，大裾也。言著褒大之衣，广博之带也。”《后汉书》卷68《郭太传》云：“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博通坟籍。善谈论，美音制。……名震京师。……身长八尺，容貌魁伟，褒衣博带，周游郡国。”上述记载显示，自汉代以来就已成为中原儒士喜尚的服装。 魏晋时期服饰在基本上沿袭东汉服制的基础上，朝服、公服变化不大，日常服饰由于受到少数民族及外来文化的影响，变化却非常大。战争的原因，使许多少数民族大量内迁，由于少数民族独特的生存生活环境，久居关外寒冷干燥的环境中，衣服紧裹身体，以抵御风沙和寒冷的侵袭。再就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生产方式，主要以畜牧业为主，骑马成为他们生产生活的核心，服饰需要其灵活性。在这种生活的状态下产生了窄衣窄袖、上衣下裳的服饰特点。主要出现了像两裆衫（亦称俩裆）、袄等服饰样式，整个服饰都变的比较窄小紧身。东晋葛洪所撰《抱朴子·讥惑篇》记载：“丧乱以来，衣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制，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而“褒衣博带”这一服饰特征，这里并不能单独的作为一简单的服饰来理解，在这一时期一些典型的服饰都体现出这种风格，其代表性的服饰主要有裤褶，袍以及襦裙、衫裙等妇女服饰。 1.裤褶：裤褶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传统服装，其行若袍，短身而广袖，其基本款式为上身穿齐膝大袖衣，下身穿肥管裤，裤又有小口裤和大口裤之分，以大口裤为时髦，因穿大口裤不方便，所以用三尺长的锦带将裤管缚住，从整个服装的总体风格的趋向来看显示着那种洒脱、大度之风，翩翩的大袖，宽松的大口裤。在汉魏以前，贵族不能直接外露短上衣、裤外出，晋代改革了这种习惯，将裤褶定为“车架亲戎中外戎严之服”。到后魏，朝服都穿裤褶，汉族上层男女也都穿裤褶。从这整个服装的样式来看除受时代性褒衣博带的流行时尚的影响，整个服制变的肥硕、宽松，袖子变得宽松，裤管也变得肥硕、宽大，同时吸收了北方民族的在那种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培养的实用务实的风格，为了能够穿上这一时代流行的服装以显示自我而又不影响基本的生活，便将肥硕的裤管用锦带束起。 2.袍：魏晋时期时的袍基本上沿袭了东汉的式样，并做了一些适合时代性的修改形成了宽衫大袖，袖口部位也去除了紧束的袖头，服装由紧缚而走向开放。《宋书·周郎传》记“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这时期的袍代表着褒衣博带的典型式样成为我们研究的重点，在领、袖及下摆处皆有缘饰，服装整体宽松、柔顺，缘饰色彩亮丽，清新淡雅。而到北朝后期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习俗，对袍作了较大的修改，成为圆领、小袖，而且大部分没有缘饰。 3.妇女服饰：这一时期的妇女服饰大抵承继秦汉服饰的特点，又吸收了少数民族的优点。服饰的整个形式上吸收少数民族的服饰特点，妇女一般上身穿襦、衫，下身穿裙，这一时期妇女的服装也崇尚“褒衣博带”，款式多为上俭下丰，袖管肥大，裙多折裥裙，有的将裙摆放长群长曳地，下摆宽松，在顾恺之传世名画《洛神赋图》、《女史贞图》等图卷中都可以找到这类遗迹。《洛神赋图》中的洛神，头梳双环，身穿杂裾垂绡服，宽大肥硕的服装又上饰以“纤绡”，所谓“纤”，是指一种固定在衣服下摆部位的饰物，通常以丝织物制成，其特点是上宽下尖形如三角，并层层相叠。所谓“绡”，指的是从围裳中伸出来的飘带，由于飘带拖的比较长，走起路来，大袖翩翩，牵动下摆的尖角，如燕子飞舞，故有“华带飞飏”的形容，映衬出炫华靡丽之风。这时期对服装精巧富丽的追求，超过了以前任何时代。 《晋东宫旧事》记载：“皇太子纳妃，有绛纱复裙，绛碧结绫复裙，单碧纱纹双裙，紫碧纱纹双裙……单碧杯纹罗裙……”。魏晋平民女子服装这时期亦受到来自上层社会服饰风尚的影响，为便于劳作多为上俭下丰，衣身部分紧身合体，但下身的裙裤裤管却很宽大。这时期在服饰的装饰上魏晋时期的服饰色彩较秦汉时期日趋淡雅、清新。秦得“水德”而服饰颜色尚黑，汉得“土德”而服饰颜色尚黄，秦汉时期的色彩风格多趋凝重。而魏晋时期由于受到特定审美观念的影响，特别是魏晋玄学的影响更加深远，服装的颜色多喜白，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到佛教所宣传的清心寡欲的思想意识，白色加上整个宽松的服装，更加显示出那种超凡的意识，即使是喜庆婚礼亦服白。晋人《东宫旧事》记：“太子纳妃，有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白衫不仅用做常服，也可当做礼服。但随着佛教艺术的发展在一些服饰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忍冬纹、莲花纹的装饰，“帐顶上按金莲花，花中悬金箔织组成婉囊，囊受三升，以盛香。帐之四面上十二香囊，采色亦同”（《邺中记》记石虎床）这显示的是一床帐的装饰，从某个方面来看当时的莲花等装饰已深入到生活实用的层次。这些都显示了佛教在当时的影响力，从侧面上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魏晋时期人们普遍的精神信仰。在材料上这一时期，除传统的丝、麻、皮等材料，由于当时的战乱等因素，南北方人民的不断迁徙，仍然实现区域生产力特别是士族地主占统治地位及与此相适应的庄园经济获得很快的发展，士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依附农民，采用庄园经济或称田墅经济、田庄经济的模式配置其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过着高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活，恰如颜之推所言：“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颜氏家训》卷１《治家》）进而使锦、绣等许多高级的面料出现了富余，种类上“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文锦……工巧百数，不可尽名”（《邺中记》），丰富了服饰的材料。 而这些材料在前期都是作为皇室及贵族衣服的面料，南朝宋法令规定：织成衣帽、锦帐、纯金银器等皆为禁物，是皇帝及后妃的专用品，王公大臣亦不得使用；三品以下的官员均不得穿绫、锦等衣物及金校饰器物；八品以下的官员均不得服用罗、绮等；骑士百工则不得服用越叠”。（《宋书》卷18 《礼志（五）》）有的法令还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如《晋令》规定：“市侩卖者，皆当著巾额，题所侩者及姓名，一足著黑履，一足著白履”。（《九朝律考》程律德卷3）而这时期开始大量的流行，除生产力的发展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战乱的因素，实现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进而使整个社会严格的礼仪制度受到挑战，一些商贾、婢妾等逐渐穿上华丽的服装，打破了森严的服装等级制度。 以上这样几种服装的样式的形成在基本的形制上除受到东汉服装样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原因外，宽松的政治环境，魏晋玄学之风，佛教的兴盛以及士族制度的影响等都促进这一服饰的形成。由于魏晋时期长期的战乱，人民不断的迁徙，带来了不同区域的思想文化意识和生活方式，更加丰富和刺激了思想意识的多源化。长期的战乱所造成的许多不稳定性因素，人民出在一个较混乱的环境中，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物质生活资料变的相对短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需要一种精神的寄托和慰籍。 朝代的不断更迭，每个朝代的统治阶级（涵盖许多少数民族政权内部贵族区域治理区域）都采用不同的统治政策，如胡汉分治，使整个社会的思想变的相对活跃起来，进而促进了一个开放性的政治环境，自先秦到秦汉时期所形成的繁重的礼仪伦理规范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整个儒学伦理价值观体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使其在魏晋时期这种规范的社会影响力下降，进而人们有了足够的自由来改革装饰服装，进而使整个魏晋时期的服装更加开放，更加自由。士族庄园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自足自给的个体经济格局，他们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有特权，这几点因素造成在整个思想格局上形成一种相对自由的精神世界。这些都促进了玄学的发展和佛教的兴盛。相对开放宽松的环境，以及由于战争所造成的人民的不断迁徙，使这个时代的人们具有一种开放的心态，思想变的活跃。与儒学禁锢下的秦汉袍服有所不同，服装变得越来越宽松，“褒衣博带”成为是魏晋时期的普遍服装形式，其中服用者尤以文人雅士居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