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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所谓的“江南小地主”相比，由移民引发的另一种经济变动则更具有时代性。曾经因战乱被逼入条约口岸的官绅、地主和商人，他们在条约口岸立足、发展之后，又会从鼓鼓囊囊的钱袋里掏出一部分闲置的钱款重返乡下，购置便宜得不能再便宜的田产，并以在条约口岸学到手的经营理念进行面向市场的开发，为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需求品。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自己也摇身一变而为“工商地主”。譬如，江苏、皖南本不出产蚕丝，战后受对外贸易发展的推动，蚕丝的市场需求迅速放大，这些地方“往往辟良畴接湖桑”，大力发展蚕桑种植业，获利丰厚。另一个方面，随着条约口岸的快速兴起，那些生成于特定时势之中新的小土地所有者，即“江南小地主”，面对的是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济环境，他们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来自市场经济的直接或间接的刺激。这种刺激对他们来说包含着冲击和诱导双重意义，拥有地权的小地主因为更多的经济自主，会比寻常租佃关系下的农民更自觉地对这种刺激做出积极的回应。刺激和回应，把他们同近在咫尺的市场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他们在开始进行面向市场的经营和开发，这种市场导向使商品性农业在战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商品性农业的长足发展又势必导致小地主们的生产和生活不得不更多地仰赖市场。于是，战后的市场经济日益趋向活跃，由此又形成了另一种类型的“工商地主”。许多小地主由农产品贸易致富，19世纪后期的南浔镇以买卖蚕丝起家而“家财垒聚，自数万至数百十万者，指不胜屈”。可见，因发展商业性农业而发财的小地主，在战后的江南已不是少数。 太平天国战后的大移民，以及从他们中涌现出来的小地主和工商地主，随着岁月的推移，不断壮大，逐渐填补了由旧有人口在战争中的过量死亡所留下的巨大生存空间。他们在废墟上重建江南，并在这种重建的过程中成为江南的新主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