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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也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就，明代郑和七下“西洋”，堪称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但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基本上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商品经济受到人为的阻碍；加上明、清两代推行“海禁”，使闭关自守、重陆轻海倾向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迟迟未能形成海权意识。直至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爆发，面对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才开始萌发了近代海防观念。 海防意识的萌发 鸦片战争(1840-1842)后期，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了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林则徐强调“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能往者，我亦能往”；魏源则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要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 “自强新政”兴起后，刚刚萌发的近代海防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李鸿章呼吁：“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同治五年(1866)，左宗棠更上疏清廷，阐明加强海防的重要性。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当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之际，中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他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的需要，这无疑是近代中国人逐步树立海洋意识的一个新突破。虽然左宗棠当时对“海洋之利”的内涵认识还比较肤浅，但应该说已经有了初步的海权意识。 同治七年(1868)，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直到6年后才经代奏转达朝廷)，提出要建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新式海军，“每洋各设大兵轮船六号，根钵轮船(炮艇)十号”，并各设提督统辖，彼此呼应，联成一气。三洋各设三座制造厂，“水师与制造相互表里”。丁日昌的条陈，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 进入19世纪70年代，欧美有关海防建设的理论传入中国。同治十三年(1874)，德国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在伦敦出版)由江南制造局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从军事上总结美国南北战争成败得失的理论著作，该书的主导思想在于必须以积极的海上防御措施取代传统的海防手段。这部书的翻译出版立即在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并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理论来源。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一个刚刚起步开始学习西方的东洋岛国也敢打上门来，不能不使清政府极为震悚。总理衙门认为必须积极筹措海防，并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应变措施。清廷遂命沿海、沿江督抚、将军筹议，这就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在讨论中，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海新论》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本来就强调近海防御，因此，对希里哈有关近海重点防御的论述极为欣赏。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就吸收了希里哈的不少见解，认为希里哈关于“聚集精锐，以保护紧要数处，即可固守”的论述“极为精切”。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守势战略，就是直接接受《防海新论》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