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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浙江战场的失利 当各路湘军节节东犯、曾国荃部兵临天京城下时，镇守浙江的太平军李世贤、黄呈忠、范汝增等部，也受到来自东西两面敌军的夹击。 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勾结起来，于1862年5月10日攻陷宁波。8月2日，洋将马惇率“常胜军”一队自上海到达宁波，会同“常捷军”⑿进犯余姚，威逼绍兴。9月，黄呈忠、范汝增部对敌发起反击，进占慈谿，威胁宁波。“常胜军”统领华尔奉李鸿章之命，率千人自上海赴宁波，于21日攻占慈谿。在这次战斗中，华尔受伤丧命。1863年3月，浙东的中外反动联军再次发起进攻，于3月15日占领绍兴，20日占萧山，前锋直抵杭州城下。 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于1862年2月中旬率部由皖南进入浙江后，不久连占开化、常山、遂安、江山等地。同年5月31日，左宗棠由江山进至衢州，所部湘军进至汤溪、兰溪一线，威胁金华。从6月起，李世贤部在龙游、汤溪、兰溪一线对左宗棠所部湘军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战。同年秋，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率湘军近万人由广西到达浙江，增强了左宗棠的兵力。而太平军方面，由于曾国荃部围困天京，李世贤奉命回援，留浙的太平军兵力减少。于是，左宗棠乘机督军于同年冬对浙西太平军发起新的攻势。1863年1月2日陷严州，2月28日陷汤溪，3月1日陷龙游、兰溪。3月2日，太平军弃守金华。接着，旬日之间，湘军又连陷武义、永康、东阳、义乌、诸■、桐庐，3月24日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阳。 富阳是湘军进攻杭州必经之地。“县城背江面山，右阻一溪，形势完固”，太平军占领杭州之后，即“于此修筑城垒，雉堞一新”。⒀湘军蒋益澧部自3月下旬开始进攻富阳以来，屡为太平军守将汪海洋部所败。直至9月20日，才在“常捷军”千余人的协同下攻占该城。湘军既占富阳，便沿钱塘江直逼杭州。同时，分兵趋余杭（杭州西），企图切断杭州太平军的后路。双方在杭州、余杭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1863年底，苏南战场的军事形势严重恶化，苏州、无锡落入敌手。淮军除进攻常州外，分兵一支南入浙江，进攻杭州东北的重镇嘉兴。嘉兴附近的平湖、乍浦、海盐、澉浦、海宁、桐乡等地的太平军守将纷纷投敌叛变。1864年3月25日，嘉兴失守，坚守杭州的太平军陷于敌人的三路围击之下。 3月28日，湘军在“常捷军”的配合下，对杭州发起猛攻，用大炮轰塌凤山门城垛约三丈，乘势涌入，后被太平军全部逐出。30日，敌军向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发起猛攻（以武林门为主攻方向），太平军坚决抗击，给敌以重大杀伤。当天晚上，陈炳文等率部北走德清，杭州于次日晨落入敌手。同日，汪海洋弃余杭北走，余杭亦失陷。 4月14日，李世贤会同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陆顺德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杨辅清、黄文金等留守湖州。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湘军占领。 太平军在浙江转战三年，给了敌人以沉重打击，但由于缺乏不间断的集中统一指挥，各部行动不能协调一致，加上后期士气低落，有的将领投敌叛变，终于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苏南与浙江根据地的丧失，使天京的东南屏障不复存在，军需和粮食供应断绝，进一步陷入了被动局面。 六、天京的陷落 湘军于1863年6月底攻破九洑洲，控制了长江北岸以后，鲍超部自江北南渡，扎营神策门（今中央门）外沿江一带。9月，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城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11月上旬，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中旬，湘军又攻占了淳化、解溪、龙都、湖熟、三岔镇；侍郎彭玉麟、提督杨岳斌（即杨载福）的水师和鲍超部又攻占了天京东南要地高淳、东坝。下旬，溧水太平军守将降清。从此，天京城南百里内再无太平军踪迹。 11月25日，巡抚曾国荃及提督萧庆衍部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城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危在旦夕。 12月20日，李秀成自丹阳回到天京，次日即向洪秀全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援难至，不如“让城别走”。洪秀全厉声斥责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具［惧］之有。……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与［于］水，何具［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政事不与尔干，王次兄勇王执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令者台朝诛之。”⒁当时，可供洪秀全选择的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守天京，与孤城共存亡；或者让城别走，摆脱被围的困境，收集各支太平军，重整旗鼓，另作良图。权衡利弊，后者才是太平军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天京尚未完全中断与外面的联系，突围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时散布于各地的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之众，在洪秀全的号召下，把他们集中起来，统一指挥，重振军威，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仍有可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可是，由于洪秀全迷信愚昧、刚愎自负已经到了无可挽救的程度，断然拒绝了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致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丧失了最后的一线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