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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海战后的李鸿章被贬到了两广做总督，一呆就是四年，直到八国联军打进了紫禁城，他才又一次迎来了他的“机遇”，这就是慈禧在逃亡的过程中对他的新的任命：“命直隶总督由李鸿章调补，兼充北洋大臣”。李鸿章就这样“官复原职了”。但李鸿章自己肯定没有想到，他将开始的这人生最后一年将满是曲折和耻辱。 很多人都不知道李鸿章是一个很敢于表达自己“主张”的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人人避“康党”而远之的情况下，李鸿章在朝廷上公开说“我是康党”！使得周围人都大惊失色。而且此前康有为还是公开攻击过他的人。奇怪的是慈禧居然未因此而怪罪他，也许慈禧也明白：什么朝代也需要几个能干点实事的人吧。 我说李鸿章可以干点实事并不是完全赞同他，实事也要分正确的实事和错误的实事，还要分重要的实事和无意义的实事。但李鸿章搞的“洋务运动”在笔者看来是真正有意义的实事。他的江南制造总局就是中国近代军工的开山鼻祖。但李鸿章太武器论了，他建造的北洋海师从装备上来说在亚洲首屈一指，铁甲舰的单舰吨位也是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前三名的，但就是不重实战，平时疏于演练，以至于甲午海战一开始就使我方舰队处于不利的接敌阵形中，甚至在舰队的指挥官邓世昌牺牲后因为没有后备方案而使整个舰队处于无指挥各自为战的状态！这能不打败仗吗？ 1900年7月17日，对李鸿章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已经78岁的他登上了广州前往上海的轮船。在酷热的天气下他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下属官员们都在船上静静地等候，鸦雀无声。当有官员上船来告诉他外国各领事馆对他的新任命的反应是：诸领事皆额手称庆时，他说了一个后来被很多有“性格”的人反复引用的话：舍我其谁！ 仅仅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李鸿章对此次的北上和外国谈判的事比较乐观。他可能认为凭他多年周游各国和各国要人所建立的良好“关系”是能解决这次帝国危机的吧。那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那句后来被各国所公认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所以，李鸿章自知自己年事已高，来日无多，设身处地地从他的角度去想一想，可能也就剩下一个“留史清名”的愿望了，如果处理得好，可能就会冲淡他签署《马关条约》的沉重，于是，就在满朝的官员都逃离京城的情况下，他满怀希望地前往了。 后来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李鸿章代表大清帝国签署了《辛丑条约》，并且是在一边吐血一边和各国领事周旋的情况下签署的。而且签署前得到了慈禧的批准。据说慈禧看见条约中在要惩治的人中没有牵涉到她时，非常高兴，连连给李鸿章发电催签。她只考虑到她自己，其他的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在谈判期间，李病倒了，英、美两国公使前来“探望“，就在病床前对李告知了他们新商议的条约大纲内容，并恶狠狠地对李说：这个大纲是最后的立场了，如果再不签字，大战马上就爆发，希望贵大臣不要重蹈覆辙，自取灭亡！两国公使走后，李鸿章“放声大哭”。 是啊，他怎么能不哭呢？现在已普遍承认的真理是“弱国无外交”，当时的大清帝国拿什么去和人家谈呢？事实上中国从那以后的很长时间中都再没有“谈”的资格，就是有了所谓的“谈”也不过是任人摆布，惟命是从。不能有强大国防保护的国家是没有人会尊重的。直到53年后的朝鲜战争，中国才又有了和外国平等“谈”的地位。这地位是哭不出来而只能靠打出来的。 很多朋友以为李鸿章是天生的“卖国贼”，认为只要是他签署的协约或则参加的谈判都是误国、卖国的。其实不然。早在1873年，李就以直隶总督的身份去和秘鲁谈过。当时秘鲁是从中国沿海掠走奴隶最多的国家，中国在秘鲁的劳工多达11万人，这些劳工在秘鲁受到非人的虐待。于是劳工们联名写下了《诉苦公禀》给大清帝国政府，希望能得到外交保护。秘鲁公使抢先到天津要和大清政府签订“友好条约”，李鸿章坚持要先派人到秘鲁调查华人劳工待遇再谈条约，秘鲁公使坚持不干，而且还借重其他列强国家来施压，李鸿章最后拍案而起：在秘鲁的华人无论老幼都是中华帝国皇帝的子民，如果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不说签订什么友好条约，秘鲁怎么掠走的就得怎么安全送回来，而且一个都不能少！ 后来秘鲁大使灰溜溜地回国了。难道这是另一个李鸿章吗？非也，完全还是国家实力使然，虽然大清帝国当时已经很不行，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秘鲁还不是对手。作为一个国家的重臣，谁不想说几句掷地有声的话！关键是实力，实力才是说话的本钱。 1901年的9月7日，李鸿章终于代表朝廷签署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回家就又一次吐血了，据记载达“半痰盂”之多，且呈“紫黑色大块”。精神和肉体都垮了的他在病床上给朝廷写了一份《和议会同画折》，其中说道： “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钜，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少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恐或伤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