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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能寸草不生 徒弟是光绪，师傅是翁同龢，光绪炒了翁同龢的鱿鱼，这堪称晚清一大悬案。事情的缘由得从维新变法说起，翁同龢对推动维新变法是有功劳的，但变法却拿他祭了旗。 起初，翁同龢对康的变法主张极为赞赏。他放下一品大员的架子，亲自去拜访康有为，交流思想，并利用自己是皇帝师傅的地位，把康有为的著作拿给光绪看，培植光绪的变法思想；另一方面，他对康有为等人的变法活动积极支持，为康有为等维新派在北京办“强学会”大开绿灯，还在光绪和康之间不断穿针引线，才使百日维新有可能出现。 当然，作为领导人，如果翁同龢能指明正确的方向，并且任用合适的人，采取有策略的步骤，就算对具体事物不甚了解也没多大关系。可惜的是，翁同龢指不出正确的方向，他无法指明维新和洋务的区别，这让洋务派很不以为然，认为维新不过是洋务运动的翻版，没什么稀奇的；他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只好任用康有为这个性格缺陷很大的人；同时他毫无章法，没有任何策略可言。这一切都导致了他失败的必然。更要命的是，此时他竟然同时得罪了慈禧和光绪这两大主子，没办法，只好回家吃老米去了。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点，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遭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当月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与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鲁）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张荫桓“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其传教士在曹州巨野被杀，派遣舰队强占胶州湾，并于次年3月逼迫清政府租借胶州湾，租其99年）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的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将翁同龢开缺回籍谕旨虽系光绪手书，但能否就此断定是出自光绪的本意？考虑到光绪当时的权力，若无慈禧的首肯，光绪还不能将翁同龢开缺。所以说，翁同龢的开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禧的态度。 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在同治元年（1862年）入直上书房时，曾授读过大阿哥（咸丰帝）。因为这一点，慈禧一直眷顾着翁家。祺祥政变（即辛酉政变）后，慈禧首批起用被肃顺等迫害打击的人中就有翁心存，称其“品学纯粹，守正不阿”。同治帝进学后，慈禧又任命其在弘德殿行走，授读同治帝。翁心存去世后，朝廷对翁氏子孙更是大加封赏，对于翁同龢也是如此。先后任命他为同治、光绪的师傅，委以重任。据翁同龢日记，从1865年到1894年近30年的时间里，慈禧曾16次单独召见翁同龢。这在当时朝臣中极为罕见。 但是这种情况到1894年，却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是年10月，翁同龢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部筹款项为难为由，奏请停止太后万寿庆典工程，一些御史言官也趁机纷纷上奏，呼吁停止庆典活动，移祝寿费为战费。在舆论的压力下，慈禧被迫颁谕，宣布“停办景点和宫中受贺”。然而从此她在心中却对翁同龢恨之入骨，她恶狠狠地表示:“今日令吾不欢者，吾将使其终生不欢。”加上翁同龢在甲午战争当中自私自利的表现，使得慈禧看穿了翁同龢，对其十分厌恶。 从1898年开缺回籍到1904年去世，翁同龢的心情可谓十分沉闷，但他的书法在这个时期却突飞猛进，“日临汉碑帖数十字”，“以习八分及六法自娱”。上门求墨宝的人很多，他都尽可能给予满足，时不时还乘兴画上几笔。 这个搞政治的书法家活到最后还是没能得到朝廷的平反，于1904年郁郁而终，留给世人的只有他那些字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