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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屯政败坏，卫所管屯武官的作用日渐受到怀疑。发展到嘉靖四十二年，朝廷终于下了决心，下旨将军屯管理权移交屯地所在地区的州县行政官员，“不拘军旗余丁，俱听提调……其卫所管屯官止许督率旗甲人等布种上纳，不许经收钱粮。”[72]在陕西，为便于招商垦荒，甚至一度不允许管屯官“亲身下屯”[73]。管屯武官权力被大幅度剥夺，自然心有不甘，不免会肆意篡改有关册籍文档，胡乱派发土地由票，为本部屯军谋取私利，使之买卖屯地尽可能趋于合法以及在军民土地纠纷中占据优势。 在以上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到明末，典卖屯地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丝毫不顾忌国家禁令。如在泗州，屯军将逃亡军士遗下屯地“典当于农民，而坐收不赀之利。久则直以为己物而立券卖之，虽得半价且甘心焉。或姑留少许以备稽查，或归罪田邻以遂乾没。凡所伍无不皆然，而远乡屯营尤无忌惮……泗人毋论大小人户，专以卖种屯田为利，取其价之廉也。而一买之后，视之不啻若世业”。[74]在福建，“异时以典卖军田为讳，今民间显然相授受，按亩估值，其价几与民田埒，虽屡下清核之令不能禁”[75]。 面对屯田隐占、买卖之风，明朝政府内部也发生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应坚决打击占耕屯田、私相买卖之风，如杨一清提出：“行管屯官按籍稽查，有占种者责限自首，免其问罪……如仍欺隐，事发依律问遣”[76]。庞尚鹏认为应“严加查禁，许自首者负罪，有能告者即以其田界之”，但对新垦荒地应允许其“永为己业”[77]。一些务实的官员则提出清屯的目的在于确保屯粮能按原额征收，至于由谁来上缴并不重要。如正德间尚宝卿吴世忠在清理蓟镇屯田时指出： 东胜、兴州等卫所屯田多占种盗卖者，田租拖欠，终年积弊已久。若一一置之于法，人情未免不堪。除官豪占种及知情典卖不首者依律究问外，其余情不得已者量为处分。田仍给主，价亦免追……如买主不系官豪，情愿纳粮者，听。惟在租税不失原额。……从之。[78] 不过从日后的记载来看，吴世忠的建议并没有被广泛推广。嘉靖初年的基本政策是“首正还主，价不入官，人不治罪”，试图通过免于处罚来吸引屯军自首改正。不过这一政策明显有利于卖地的屯军，而不利于买地的民户，“遂致军人不论远近典卖及将置买民地、逃军遗业妄肆告争”。无奈之下，只好回到“价必入官，人必治罪”的老路上。[79] 激进的一派则提出认可屯地买卖的建议。如《怀庆府志》的作者认为： 治家如治国，有为者治万亩而有余，无为者易百亩而不足。田荒芜而赋税何出？此则典卖者势之所必至也。强夺富人纳价之田而归之本主，是以拂人情而讼繁兴。且如人孰不爱其子，岂待君人者之禁？……若两省巡抚会文，立为一定之法。凡民买军田、军买民田，每亩岁输银五分与本业主。大约每亩三分，在军足以完两税，所余二分足以备军装；在民三分足以备粮马，所余二分足以供杂差。军买军田，则两税随轻重完于管业，外二分以资军装。而近年所加地亩差银一切革去。若然则贫军百亩之田虽卖而岁得银二两以资行装，田倍而所得亦倍之，又何至于逃哉？……此虽迁就之说，然亦足军士省词讼之要法也。[80] 这一建议不仅认可了屯田私有的既成事实，还提出利用政府力量干预屯地买卖，以求军民两不吃亏的具体措施。不过其执行前提是明确屯地原主，这在明末显然已经无法办到。不过，本条建议的提出，反映了在明末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下，一批敏感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思考运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说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已经在上层建筑中有所反映，这是本建议的最大价值所在。 虽然明朝政府在大政方针上继续坚持屯军、屯田相互匹配不得变乱的政策，但在严峻的现实逼迫下，明廷也不得不在局部做出让步。嘉靖九年，明廷批准巡按御史方日乾的建议，准许“南京镇南等卫荒芜屯田，不拘军民僧道之家，听其量力开垦。待成熟之后照旧纳粮，仍令永远管业，不许补役复业者告争”，[81]在客观上承认了屯田可以私有。在方日乾的《抚恤屯田官军疏》[82]中另有一更大胆的建议，即公开承认军官户内舍余侵占屯田为合法，条件是他们“每三纸者，著领久荒田一分，务要立限开完回报。如不愿开者，即将户由退出，另召有力之人承佃。每三分户由带领荒田一分，将见得三分熟田而领一分荒田，未有不愿承佃者矣”。不过此议有鼓励势要占种屯田之嫌疑，因而未获批准。 南京一开先例，各地纷纷跟进。如隆庆六年庞尚鹏清理蓟镇屯田方案，“屯地僻远，原主力不能及者，募人开垦，即给为业”[83]获准。万历三年议谁甘肃地区垦辟荒田，“给予执照，永为己业”[84]，等等。从中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只是承认了垦荒田的所有权，对于原有并仍耕种的屯田尚未有私有化的举措，仍然执行旧制。 尽管政府仍然追求田归原主，但目的已经发生转移，即主旨在于恢复屯粮原额，减轻中央财政的压力。所以，在明朝中后期政府组织的对屯田进行的清理行动中，已经不像明初那样把清查官豪奸军隐占屯田作为重点。以万历八年张居正执政时组织进行的全国性土地丈量为例，其清丈八款中明确提出“复本征之粮：如民种屯地者即纳屯粮，军种民地者即纳民粮”[85]，丝毫未提及屯地使用权的调整，只是对那些占种田地却不纳粮的豪右才予以制裁。以后虽然不时有大臣提出清理屯田，大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后人黄景昉认为“今动云清屯盐，清卫所军为富强资，幸其效如嚼蜡，不然，即前车之鉴”，难免不招致类似正德间刘瑾清屯那样引发的大动乱。 不在政策上做出明确表示，不等于明朝政府不承认屯田的私有，尽管这非其所愿。从晚明一些地方官员的做法来看，明廷已经开始变相承认屯军对屯田的所有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