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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州，也象在厦门一样，他们每天上岸四出活动，进行侦查的工作。福建是中国有名的产茶区域，因此东印度公司训令他们重视福州购茶和运茶的调查工作，以便福州一旦开放以后，英国商船可以直接开来，运购茶叶。他们调查结果，福建产茶虽多，但大部分都运往广州出卖。如果将来能到福州直接采购，仅运费一项，每担可以节省四两，倘若每年购茶十五万担，运费便能少花六十万两。他们又认为福州不仅是茶叶很理想的输出港，而且比之广州，它更合适于英国毛织品的推销。此外闽江可通航运，商船能在福州停泊，货物起卸也很方便。 但是尽管福州具备这些优点，要求清政府把福州正式开放，他们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主张在当时的条件下，英国商船直接开到闽江口外，与中国商人进行贸易，清政府驱逐无效，最后只能故作不知，默许他们在外洋自由买卖。他们又说，如果英国商船愿来福州私贩鸦片和其他商品，也可以达到目的，用不到害怕地方官吏干涉。胡夏米又向东印度公司建议，解决福州开港问题最直截的办法，就是使用武力。他说：“我有确切的信念，只须四只或六只印度商船和一艘战船，开入闽江，就能俘掳中国战船。这之后，再直接开往闽安，从那里通知中国政府，让它在友好与敌对，贸易与战争之间，任择其一，那末用不到流血和浪费金钱，英国在福州的贸易就可以永久建立起来。胡夏米认为清政府不敢对外作战，原因是它的统治力量已很薄弱，害怕人民会乘机起来反抗，因此决定福州是否开放的关键，主要操在英国政府的手中。 阿美士德号完成在福州的侦查任务后，五月十七日北航，二十六日到达甬江口外，胡夏米当夜写好给宁波知府禀折一份，要求在宁波通商。写禀折的用意，据胡夏米自己招认，并不在希望地方官吏能给他满意的答复，不过是借口递交禀折，获得调查宁波的充分机会。 宁波地方官吏在阿美士德号未到以前，已经接到驱逐英船的上谕。浙江提督戴雄，定海镇总兵余步云事先也调集了一些船艇，想阻挡英船进口。但戴雄等的拦阻毫无效果，阿美士德号仍然大模大样的开入甬江，因此甲利深觉诧异，他说：“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只商船进口，真是怪事。” 胡夏米等详细的考察了镇海炮台，认为它是他们在中国所见到的炮台中间最大的一个，但与其他各地的炮台一样，年久失修，上面没有架炮，也没有人。胡夏米等在宁波停留的时间较长，每天上岸侦查。他们以为宁波是一个很好的生丝出口港。 胡夏米等曾经打算把船上的货物在宁波出卖，至少希望能够卖去一大部分。他们认为货物在宁波脱手，有两点好处：第一如果在宁波贸易失败了，影响所及，他们将来在上海或其他地方也不可能成功，这样带来的货物，势必原船载回。第二点更重要的，就是货物售出以后，他们可以尽快赶回澳门，他们认为这次试航得到的中国沿海的知识，其中特别关于清朝官吏无能和懦弱的情报，对于行将统军到华的海军司令官，会有极大的帮助。胡夏米说：“这件事情，在我离开澳门时，我以为一定会发生的。”但由于货物无人成交，他们不能久待，最后终于离开宁波，驶向上海。 阿美士德号在上海一带停泊共十八天(六月二十日至七月八日)，其间曾一度开到崇明进行调查。因为欧洲船只以前从未到过上海，所以礼士对长江和黄浦江水道的探测，特别仔细。他们在上海时，也做了许多收集军事经济情报的工作。他们认为吴淞口的炮台虽然很大，但只须极少数的兵士就可以占领它，理由是炮台上的炮没有充分利用，炮弹质料极坏，炮弹和炮的口径不合，因此发炮时炮手比他所要射击的目标，更容易发生危险。他们参观了上海附近的一处兵营，胡夏米在报告上说：“我们看到墙上挂着箭，但没有发见弓，据士兵告诉我们，弓却放在对岸另一个地方。他们使用的武器极不一致，有的用刀，有的用火枪，有的用矛。”另一次他参观了驻守吴淞的五百多名清军的检阅。胡夏米说：“中国军官对待我们非常客气，容许我们查看他们的武器和装备。大部分人只有一把刀和一面藤牌。刀是最坏的一种，实际上不过是一片铁片，枪一般说来，也是很脏的，而且上面几乎全生锈了。”他们对这次检阅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有五十名意志坚定，训练良好的士兵，或者比这数字更少些，就可以彻底消灭比这五百人更多的军队。”在商业方面，在当时仅就国内贸易来讲，他们认为上海已经超过广州，至于将来的发展，那更是无可限量。在他们停留上海的头七天中，看到有四百只从一百吨到四百吨的船只，装载大豆面粉，从天津奉天开来，以后的几天，从福建开到的船只，每天约有三四十艘，其中包括台湾广东越南暹罗和琉球的船只。上海商业如此繁盛，这是他们不曾料到的。甲利一方面对于以往对上海的缺乏了解，大为惊奇，一方面竭力怂恿英国政府使用武力，替英国商人达到在上海及其他口岸开埠的目的。下面的引文，都是从这位传教士的著作中摘录下来的。从这里我们知道他不仅是英国侵略政策的辩护士，而且就是英国侵略政策最无耻的鼓吹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