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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光朝廷不仅不以国事为重，反而想方设法粉饰太平，可谓苟且偷安达到丧心病狂的程度。 天令其亡，先令其狂，南明正是如此。 南明之军政 当时南明弘光朝廷控制的区域，东自黄河下游以南，西迄武昌长江以南，其物力、财力、人力也比清廷所控制地区雄厚，对清方、大顺政权占有非常明显的优势。淮河以南是当时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方，而且受战乱破坏最小。 南明弘光朝廷设江北四镇，共拥兵三十万。武昌的宁甫侯左良玉，拥兵二十万。 而正当大顺军西撤、清军在畿辅地区休整之时，山东、河南两省的官绅、土贼处于群龙无首，徘徊观望之际，非但弘光朝廷毫无进取之意，就连我们的史可法史督师也一样在军事上毫无作为。 史可法曾奏称：“近阅诸臣条奏，但知催兵，不为计饷，天下宁有不食之兵、不饲之马，可以进取者？目前但有饷银可应，臣即躬率？为诸镇前驱。” 史可法言之凿凿，然而当时史可法和他的部将是不是真缺饷呢？ 甲申五月建立江北四镇的时候，规定每镇额兵三万，每年供应米二十万石、银四十万两，由于当时一石米约值银一两，所以有的史籍径直写作一镇岁饷六十万，四镇合计每年二百四十万。 然而这年九月十二日“东平伯刘泽清、总督田仰奏请乞饷。上谕：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也就是说，至少在南明初期，江北四镇的军饷早已给足一年半之需，所谓缺饷云云，只是史可法不思进取的借口而已。 南明政府拥有淮河以南辽阔的地盘，在明朝崇祯灭亡之前，明朝政府每年从江南各地搜括大量财物，弥补宫廷和边关耗资，基本上是以江南的财力供养北方的开销。如今北方各地相继沦陷，分别归属大顺和大清，南明政府在财政收入上绝对是绰绰有余，可是南明政府的财政还是入不敷出。 在福王朱由崧出任监国的时候，有人主张依照旧例列入减免赋税的条款，以争取民心。但史可法却拒绝采纳，他说：“天下半坏，岁赋不过四百五十余万，将来军饷繁费，则练饷、剿饷等项未可除也。” 明朝灭亡就是因为崇祯的横征暴敛，可是南明政府乃至史可法犹自不误，照征不误，甚至变本加厉，南明和大顺政权的“三年免征”以及清朝多尔衮进入北京后立即宣布废除三饷，赋税按万历年间的册子征收相比，实在差得太远了。 可笑的是，在已经失陷于大顺和大清的地方，南明政府就很慷慨的免除赋税，福王登极诏书中大方的宣布：“自弘光元年始，山东钱粮全免三年，北直钱粮全免五年。”。真是自欺欺人。 南明政府在军事上毫无作为，军费开支却极度膨胀，左良玉和四镇将领在大清和大顺相持不下，两虎相争从中取利大好时机，不但无所作为，丝毫不见用兵，反而只求苟安，还为非作歹，给地方百姓带来了深重灾难，更是威逼南明政府索要军饷，消耗国力，以至于南明政府财政入不敷出。 李清《南渡录》卷三记，甲申九月“时正项所入止六百二十万，养军所出至七百五十余万，通计每年正项缺一百五十万”。 工部与户部上言：“今天下兵马钱粮通盘打算，缺额至二百二十五万有奇，户部见存库银止一千有零耳。” 因为南明财政收支不抵，户部就变相加征。 甲申十二月决定“凡民间田土，熟田每亩二分，熟地每亩五分，山塘每亩一厘，给予弘光元年契尾一纸”，合计江南一年另“加折色银五十万六千四百五十余两，道路哗然”。 在弘光立国的一年时间里，搜刮百姓财物无孔不入，所得金钱却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实政。除了豢养军队以外，财政收入的另一部分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朱由崧即位于南京，马上“修兴宁宫、建慈禧殿，大工繁费，宴赏皆不以节，国用匮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