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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雄的防御性、日本英雄的扩张性来源于两国的军事战略不同。在美国学者布鲁斯（Elleman Bruce）所著的《1795-1989之近现代中国战争》（“Modern China Warfare，1795-1989”）一书的序言中，认为中国的战争都是平乱、抵抗外敌等为主，采用的都是防守策略，目的都是希望推动或维持国家的统一。 的确，让我们回眸历史，除了本身就是异族入主的蒙元、满清以外，自汉以降的整个中国历史，几乎没有任何基于扩张的战争。中国历史的英雄都是被动地被异族的铁蹄激发起来，都是要到了“不愿做奴隶”的“最危险时候”才“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大汉王朝霍去病主动出击、纵兵大漠的神武事迹，在其之后几乎是绝迹的；“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胡无人，汉道昌”，李太白吟咏霍骠姚的《胡无人》，也从此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唱。到了唐代，“但使龙城飞将在”也不过是为了“不教胡马度阴山”（王昌龄诗句），越过阴山去主动出击的雄心是早就没有了的。岳武穆可算是后世罕见的英豪，用川话说是难得的民族“雄起”，但他能发出“直捣黄龙府”乃至“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豪言，却难以躲避风波亭的千古恨事。至于林则徐，一个被称为民族英雄的高官只会焚烧鸦片、驱逐洋人，关起门来打狗，他的英雄性可能更多地体现在精神层面上——这当然不是林则徐个人的悲哀。 与此相比，日本的英雄们野心勃勃，甚至某种程度上说是兽性勃勃。日本整个国家战略都是进攻性的，有不少学者都论证了这是因为其乃小国浮于大洋之上，必须御敌、甚至主动迎敌于国门之外，否则，小小的本土毫无战略纵深，很容易被逼到“最危险的时候”。客观地看，所谓军国主义和扩张战略，也有其相当的必然性，就如二战前的德国要争取“生存空间”一样，这是一个资源贫乏、区位局促的国家、民族的本能。 自明治维新开始，日本便确立了“继承列祖列宗伟业，……宣布国威于四方”（明治天皇《御笔信》）的基本国策，与中国历来奉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同，日本十分明确地提出了国家在主权线之外，还有一条利益线。1890年，日本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上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护利益线，不失形胜地位。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同我主权线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经常立足于形胜之地位。”所谓的“防守主权线”就是守住碗里的，“保护利益线”则是看着锅里的。这一“利益线”理论直接成为甲午战争的推动剂。 在这样的国家战略之下，日本的英雄当然是外向的、进取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