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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贸易，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商人的关心。和许多汉人不同，忽必烈对商人不存在偏见。时人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统治是很成功的，商人的生意异常兴隆。例如，马可·波罗写道： "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行业群体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似乎也比在汉人皇帝统治下过得好。比如，医生就是一个受到元廷青睐的职业。注重实用的蒙古统治者重视医学，因而使之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忽必烈自己一直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因此特别看重医生。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忽必烈对他宫廷御医的治疗效果印象深刻。他在1285年、1288年和1290年数次派遣使节前往印度南部，寻找珍贵药品以及熟练的工匠和医生。建在中国北方开平的广惠司（皇家医院）的两个分部的医生主要是穆斯林，负责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医疗服务。其他蒙古官员也看回回医生，宫廷图书馆里藏有三十六卷穆斯林医方。例如，1268年，从撒马尔罕引进了一种波斯语称做"沙贝"（汉语叫"舍儿别"）的医用药剂。忽必烈建立了皇家医学院（汉语叫"太医院"），专司医师遴选标准的制定、医师训练的管理以及医典的整理等。规则对职业医生所制定的标准很高，因此，大批汉人精英被吸引到了这个行业中来，其数目远远超过了以往朝代。医师的职业收入丰厚，并可通过影响患者，实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理念。而且，医生经常被豁免劳役和其他赋税义务。在政府的支持下，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同样，忽必烈非常尊崇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邀请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到中国。1258年，波斯人在阿塞拜疆的马拉盖修建了观测站。他们制造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做出了重大发现。1267年，忽必烈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中国传授这些发现。札马鲁丁带来了圆球形的天体图、日晷、星盘、地球仪以及天象仪等，作为礼物献给元廷。他还献给忽必烈一本新的更精确的日历，汉语叫万年历（一万年的日历）。四年后，即1271年，忽必烈终于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学院（回回司天台）。在那里，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他自己的日历授时历（指示季节的日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朝被广泛使用。 在忽必烈统治期间，穆斯林对地理知识的传播和地图绘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商人带来关于中亚和中东的信息，"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并采用了阿拉伯资料中关于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资料"。元朝绘制的世界地图可能是以穆斯林资料为基础的，对亚洲和欧洲的标写相当准确。此外，与鼓励和吸引科学家一样，忽必烈也和其他中国朝代的皇帝一样，注意保护神职人员和艺术家。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他对于这两个群体的态度。 总之，忽必烈消除了长期形成的针对某些职业群体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并且努力改变人们对这些职业的偏见。这些职业群体在中国传统王朝统治下总是际遇不佳。虽然他努力公正地对待农民，并鼓励农业生产，但是，那些与种田无关的群体，比如商人、医生、科学家等，得到了元廷更多的关注，也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好处。忽必烈显然希望在他统治中国的努力中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被蒙古人伤害最严重的是拥有土地的精英分子的利益。一直以来，治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忽必烈和蒙古人取消了这批人作为国家统治者的特权。没有了科举考试，这些汉人精英分子便无可作为。其中一些人默认了蒙古人的统治，并为之效力；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出仕打算，成为隐士，或寄情于艺术；还有一些人，因不满蒙古人的统治而形成了潜在的破坏势力，他们在中国南方尤为活跃。然而，忽必烈仍然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在政府机构中为这些士人保留了适当的职位。这些机构包括翰林院，其职责包括监督国子学，国子学则负责儒家经典的传播，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的管理等。 忽必烈和儒士 忽必烈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中国，他必须赢得汉人儒士的信任和支持。他采取的其中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迁往中国北方。汉文史料把新都的兴建归功于他的幕僚刘秉忠。根据这些史料，新都是按照中国古籍《周礼》中有关都城的理想模式规划建造的。他们把刘秉忠描绘成该计划的始作俑者，而忽必烈作为君主只不过简单地批准了刘的建议。但是，要说忽必烈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应把都城建在帝国境内一个人口众多而且无疑最繁荣的地区，那恐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忽必烈肯定意识到了其中的象征意义，而他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汉儒幕僚的特别提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