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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度作为大唐首任熊津都督，赴任之时已是第二年的3月。是年(公元661年)，高宗皇帝改元龙朔。 李唐王朝的辉煌其实绝不限于贞观、开元这样的经典时代，显、龙年间也是一个不失铁血与尊严的伟大时代，甚至有其特别的神韵和内涵。所以一千多年之后，仍有海外著名李姓华人取名为“显龙”，这蕴含着一个深刻理解祖国历史的后人对其祖先的深沉怀念。 “龙朔”这样一个华丽威武的新年号并没有给当时的一位将军带来好运，他就是大唐首任熊津都督王文度。 王文度在公元656年攻打突厥的战事中，曾替高宗皇帝背了黑锅，被除名为民，后复拜左卫郎将--他却在赴任途中因病去世了。 随着百济王室正式向唐朝投降，百济虽然只能作为一个地理和历史名词存在，但这里还不太平，不仅不太平，这片土地还将见证中日之间的首次大对撞。 汴州尉氏籍(今河南尉氏)将军刘仁轨登场了，他在王文度病死之后奉诏任检校(代理)带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军长史。 这位平民将军生于隋朝末年，身处乱世家境贫寒，但“恭谨好学”，买不起笔墨纸砚，就在地上书写，读书涉猎广泛，遍及文史古今。唐朝建立之后，新政权给了这样一个平民子弟施展才能的机遇，也成就了一代名将。 现在看来，刘仁轨将军当为千年以来“中国抗日第一将领”，这不仅是因为刘将军是第一位对日作战的中国将军，更是因为在他的策划和指挥下，中国军队取得了历史上第一次经典的对日完胜战役。这位将军是幸运的，他身历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 在太宗之时，作为地方治安首长，刘仁轨就因不畏强权深获太宗赏识，由地方官而任朝官。高宗年间又因秉公耿直得罪了权臣李义府。公元660年 (唐显庆五年)，高宗东征高句丽之时统水军，他督海运，负责后勤补给。年尾不宜出海之时，被上司李义府恶意催发，结果遭遇海上风浪，船覆。幸亏高宗皇帝明辨是非，虽将刘仁轨免职，却命其以白衣罪身随军效命。 刘仁轨部与刘仁愿驻军顺利会师。在刘仁轨的随行人员中，还有其政敌李义府的心腹，不仅对其进行掣肘，甚至劝刘仁愿不要分战功与他人，要寻找机会排挤刘仁轨。 刘仁愿并非蝇营狗苟之辈，并且与刘仁轨一见如故。二人虽皆为武将，但刘仁愿颇有儒将风范，英雄相惜，不仅没有加害于仁轨，反而对其信任有加，甚至将军事指挥大权交与仁轨。 历史对这段佳话褒奖有加，《资治通鉴》有载为证：义府又讽刘仁愿使害之(指刘仁轨)，仁愿不忍杀。 百济王扶余慈投降唐朝之后，百济旧地先后出现几支反叛力量， 他们退守到南部南岑、真岘(今韩国大田市附近)等城，或与唐罗联军形成静态对峙局面，或频繁进行小股骚扰。 叛军中的一支是以原百济将领黑齿常之为首的兵民合体势力。黑齿常之在战前的职位相当于唐朝的地方刺史，战后初期，黑齿常之率领部众向苏定方投降，他甚至前往泗沘向唐罗联军送款。 本来黑齿常之所部是一支不该出现的反叛队伍，但是苏定方的个人错误铸成了悲剧。 苏定方作为一员攻城将领是优秀的，他戎马一生，驰骋疆场数十年，从大唐西域到东北亚转战数千里，可谓攻必克战必胜，但却缺乏长远的政治眼光，犯了一个人类中世纪的将军常犯但是作为唐朝名将不该犯的错误--在已经取得胜利之后纵容部分兵士劫掠。 黑齿常之在惧怕之余，利用当地反对民意，率领十余名亲信遁归本部，纠结亡散，形成了以任存山区为基地的军事堡垒。他们通过结栅以自固的方法，拥兵自保，不仅得以据守，而且在旬月之间收留原百济残众三万余人。 8月26日，苏定方遣兵攻伐，因任存山地势险要，唐罗联军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军事进展。 从黑齿常之战后初期的投诚行为来看，他并没有太强的反叛野心；从他此后的军事动作来看，他把最大的精力用在巩固任存山，以求自保，并没有加入进攻唐军的行列。可以说，黑齿常之所部是一支处于观望态势的兵民杂糅力量。 另外一支重要的反叛力量则以任存山城为据点，其领军人物为鬼室福信和僧人道琛。 王文度去世稍前，即公元661年(唐龙朔元年)3月，僧人道琛自称领军将军，鬼室福信自称霜岑将军，招诱各地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这股势力进一步占据了周留城(今忠清南道境内)，并在泗沘城南岭竖起四五道大栅，试图围困泗沘城里的唐罗守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