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洲的顽强防守导致失陷之后,沙洲城中的民众受到了吐蕃人的残酷报复和压迫。沙洲城破后,“丁状者沦为奴婢,种田放牧,赢老者咸杀之,或断手凿目,弃之而去”。不仅仅是沙洲城,整个河西陇右的人民均在吐蕃非人的暴政之下挣扎在死亡线上,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08年),太常少卿韦伦奉命出使吐蕃,返回时路过河陇地区,亲眼见到当时人民的痛苦生活。”初,吐蕃既得河、湟之地,土宇日广,守兵劳弊,以国家始因用胡为边将而致祸,故得河陇之士约五十万人,以为非族类也,无贤愚,莫敢任者,悉以为婢仆,故其人苦之。及见伦归国,皆毛裘蓬首,窥觑墙隙,或搥心陨泣,或东向拜舞,及密通章疏,言蕃之虚实,望王师之至若岁焉。”吐蕃将占领区内的人民视若贱民,予以残酷的压榨和剥削,所以当地人民无时不刻的盼望中央政府能够救人民于水火。吐蕃人规定,在河西诸城生活的汉人,走在大街上必须弯腰低头,不得直视吐蕃人,民族压迫由此可见一斑,这样的民族压迫自然会激起强烈的民族反抗,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吐蕃当时的军事实力虽然也能称得上帝国,可是毕竟文化底蕴和政治制度等等与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差甚远,“马上可定国,岂能马上治国?”所以吐蕃虽然也控制了西域不少年,但是对西域的影响却远远不如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沙洲人民在深重的民族压迫之下自然与吐蕃离心离德,在开成年间(公元836年),有一支唐朝的使团出使西域,途径甘、凉、瓜、沙诸州,当地民众都夹道相迎,泣曰:“皇帝犹念陷蕃生灵否?”这时候河西以及西域沦陷已有数代,但当地民众仍然视自己是中国子民,念念不忘唐朝,这正是张义潮后来沙洲起义的民众基础。 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管理,在吐蕃人统治河西走廊的数十年时间里,各座城市在盛唐时候修建的各项城市设施、水利设施都逐渐被废弛,出现了大倒退的局面。此时的河西走廊可以说是一片凋敝,经济萧条,百姓被残酷的压榨。不仅仅是这样,吐蕃本土的国力也在不断地衰退,前面已经介绍过,由李泌一手构筑的对吐蕃的世界包围网给与了吐蕃极大的打击,回鹘汗国和阿拉伯帝国均在西域不同的方向深深的打击了吐蕃帝国,唐朝也乘势与南诏国联手在四川方面极大的杀伤了吐蕃的有生力量。在唐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吐蕃国内发生大规模的饥荒,“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唐武宗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赞普郎达磨遇刺身亡。达磨无子,佞臣立其妃的3岁的侄儿乞离胡为赞普,许多人不服,甚至离叛,从而导致了吐蕃国内的大规模内乱。吐蕃本部称作“邦金洛”的奴隶平民也乘机起义。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之下,张义潮的沙洲起义就拥有了一个极好的外部条件。 此时的河西走廊就是一个巨型的火药桶,只要有一点点的火星就能引起毁灭性的爆炸。唐朝这个时候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有所恢复,看到吐蕃国内灾荒连年,河陇各处吐蕃守将人心思变,兵防极度空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于是决心收复河湟地区。会昌四年(公元844年)三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五月,河东节度使王宰率代北诸军,于盐州大败尚恐热所率吐蕃军。次年12月,凤翔节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举收复了原州(宁夏固原)、石门等六关和威州(宁夏中卫县)、扶州(甘肃文县西)。唐王朝的一连串军事胜利给了张义潮起义以强大的军事靠山,更使得河西人民不再感觉自己是孤立无援的,祖国就在他们的身后,这给了他们强大精神支柱,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给张义潮这些准备起义的河西人民壮了胆。 《张淮深碑》中记载到:张义潮在沙洲“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武、白起之精,见韬钤之骨髓。……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心无疑。”张义潮首先明确了起义的决心。当然反抗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吐蕃帝国只凭一腔热血自然是不行的,如果想要成功的话必须要有周密的计划,积蓄强大的实力。张义潮的骨干力量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敦煌的名门望族。如索氏、张氏、李氏等,都是沙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家族,这些家族在沙洲陷落之后得以留存下来,并暗中积蓄力量。唐朝民风尚武,讲究文武合一,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平时骑马射猎,习武刺击都是非常普遍,这习武之风在世家大族中更是被看重,这些家族人丁众多,实力雄厚,他们在张义潮起义和收复河西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第二,佛门的僧徒。虽然说佛家讲究远离红尘不问世事,但是不代表佛家要求人们不要爱国。少林寺的十二棍僧救唐王就开风气之先,也是后世僧人的榜样。河西的高僧洪辩虽然以高深的佛法被看重,被吐蕃授予了“知释门都法律兼摄行教授”的职位,但他“远怀故国,愿被皇风”,所以尽力帮助张义潮收复沙州。另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佛教进入吐蕃之前,吐蕃本身就有自己的本土宗教——本教。佛教传入之后,本教和佛教之间进行了一系列残酷的斗争,最后演变成达玛进行的灭法运动,几乎将佛教在吐蕃彻底铲除,佛教自此在西藏地区一蹶不振长达百年。最后达玛之所以被佛僧刺杀也是因为他的灭法运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僧人自然不愿意为吐蕃的统治者效力。本人前一篇的《大漠孤烟直》已经介绍过由于唐朝对西域的开发,西域的佛教极盛,高僧大德层出不穷,而沙洲(敦煌)乃当时的中西交通要冲,佛教自然也是极为兴盛,教徒数量庞大,广大的僧徒在百姓中有很大的号召力,在这些爱国僧人的宣传感召之下,对吐蕃的反抗精神深入人心;第三,豪杰义士。如后来张义潮的得力部下副使安景,部落使阎英达等等,都是当地著名的豪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