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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缩的防线:唐代边疆局势及御边戍守体系的变化(2)

http://www.newdu.com 2018-01-15 中华网论坛 佚名 参加讨论
虽然唐朝没有像其前朝一样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之类的防御工程,但这并不是说唐朝放弃边防固体工事的修建,相反,在北部边疆唐朝还是修筑了许多边城。武德七年(624)六月,高祖“遣边州修堡城,警烽侯,以备胡。”九年(626),复下诏:“命州县修城隍,备突厥。”唐太宗继位后,继续在北边修筑边城。《修缘边障塞诏》略云:“城彼朔方,周朝盛典;缮治河上,汉室宏规。所以作固京畿,设险边塞,式遏寇虐,隔礙华戎。御以长箅,利在修边。其北道诸州,所置城寨,粗已周遍,未能备悉。今约以和通,虽云疲寇,然蕃情难测,更事修茸,……其城塞镇戍,须有修补,审量远近,详计功力,所在军民,且共营办,所司具为条式,务使成功。宣示闾里,明知此意。” 
    唐朝针对游牧民族“长于野战”、“不解攻城”,“蕃兵唯劲马奔冲”、“汉兵唯强弩犄角”,“蕃长于马,马利乎速斗;汉长于弩,弩利乎缓战”的特点,在北方边地修筑的边城,其“形制大体上是由牙城、子城和罗城,或由东、西二城组成。这种形制大体上模拟唐长安和洛阳两京的形制。北边边城筑有羊马城、壅门、甕城、月城以及角楼、马面,又设陷马坑以辅助边城的防守。”这些边城的修建,不仅有利于防守御敌,而且利于边兵务农习战,屯聚军粮,以逸待劳,从而达到御敌的目的。于此,时人就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文苑英华》卷480王昇《对沈谋秘略科策第一道》策文问:“西自临洮,东至沧海,延袤万里,控扼三边,林胡不宾,犬戎犹梗,守之冲要,备其窥穷,聚多则戍卒不充,布少则敌人莫御。用舍之理,扬摧而言,立镇屯兵,其来非久,悬道分列,自昔犹安,李牧守边,匈奴鼠伏,魏尚为郡,效垒义宁。今欲悉罢军城,委之牧宰。敬达嘉话,将献吾君。”王异的对策文说:“国家授武秩。设边防,东至榆林,西连蒲海,可谓制度秘远,典章大备,而犹以辽霭未清,……今者选建良牧,委之临人,修葺军城,足以御敌,则可以捍我中宇,缓彼边田亡,何以废城,然后为得。”
    在修筑边城增强北边防御能力的同时,唐王朝为了把彼此有一定间隔的防守据点有机地协调起来,还承继了自商周以来在边境地区设置烽燧以报警的制度,并进一步完善之,规定每30里设一燧,若遇山川阻塞,则不拘此限,以各燧之间可以相互瞭望为宜。按唐制,烽燧属尚书省兵部职方司管理,每燧置帅一人,副一人,烽子若干人。这种组织严密、设施完备的报警系统,唐人杜佑撰《通典》卷152《兵》五附《拒守法》有详细的记载。其言云:
    “烽台于高山四顾险绝处置之。无上亦于孤回平地置。下筑羊马城,高下任便,当以二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为(之)。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两张,抛石、垒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如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总之,唐前期,虽然并未在边疆布置大量的戍边部队,并未像其前朝倾力修筑长城,但由于他建立了一套灵活机动、反映快速的边防体系,并以规模庞大的府兵组成战时的野战军团,靠行军制度维护了边疆地区的稳定,出现了民富国强、“华戎同轨”的兴盛局面。 
    二、唐中期的边防危机 
    唐中期的边防危机肇始于吐蕃对唐西部边境的寇扰。在唐太宗贞观年间,松赞干布虽然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力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由于忙于内政建设,与唐保持着友好的“甥舅关系”。当唐蕃友好关系的缔造者太宗和松赞干布去世后,大唐积极对外开拓疆域的战略与吐蕃奴隶主贵族扩张领土的要求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双方之间在唐高宗当政的650至683年间,围绕着对吐谷浑、青海、西域的争夺,展开了拉锯式的军事较量。在唐蕃无数次的军事冲突与较量中,对唐朝中期的边防局势而言,有两次是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的。一是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役;二是仪凤三年(678)的承风岭之战。这两次大的战役,唐军损失数十万,元气大伤。而唐朝为了防御吐蕃随时可能发动的对西部边境的寇扰,解除西部边疆来自吐蕃的严重威胁,不得不把原来布防在北部边境的一些兵力西调。
    牵一发而动全身。唐朝为了集中兵力对付吐蕃,北部边境地区都护府属下用于监控、威慑突厥降户的兵马被大量西调,致使都护府对突厥降户的掌控被弱化,于是,突厥势力得以复兴,其上层人士渐生复国之想。也就是在承风岭之战唐军惨败的第二年,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温傅和阿史德奉职二部同时叛乱,二十四州突厥酋长起而响应,聚众数十万,击败前往征讨的唐将萧嗣业,寇定州(今河北定县),煽动奚、契丹掠营州(今辽宁朝阳),后被唐军讨定。永淳元年(682)十月,突厥人阿史那骨咄禄又招募阿史那伏念的部属,据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出掠九姓铁勒的马畜,实力大增,遂自称颉跌利施可汗。随后又东击契丹,北征铁勒,夺取漠北的乌德鞬山树立牙帐,建立又一个东突厥政权。骨咄禄复国后,不断派兵南寇并州(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岚州(今山西岚县)、定州、妫州(今河北怀来东南)、单于都护府、蔚州、朔州等地,杀单于都护府司马张行师,屡败唐军,成为唐朝北边的大患。高宗之后,武则天执掌国政,对内忙于处理与唐廷旧有势力之间的关系,对外与吐蕃在西域和青海的战事也是十分紧急,尚无法抽出足够的力量来解除来自突厥的威胁,对不断南犯的突厥只是采取消极的防御,而突厥则步步进逼,对唐软硬兼施,利用唐军出兵东北平定契丹叛乱之机,向唐索取了河西和丰(今内蒙古五原南)、胜(今内蒙古托尔托克南)、灵(今宁夏宁武西南)、夏(今陕西靖边白城子)、朔(今山西朔县)、代(今山西代县)六州降户,逐渐壮大并确立了其在漠南地区的统治。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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