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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诸镇发生的事件绝非孤立和偶然，它是河朔军人集团中多年来形成的一种恶习在各镇的反映。因为其节度使出自安禄山旧部，而且其军队的主体也是来自河北地区。所以，在安史之乱中各镇无论属于叛乱或平叛的一方，也不管其节帅个人暂时对朝廷的态度如何，而河朔军人集团在各镇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他们看来，节帅的父死子继、兄终弟继或由军人拥立，乃是一种“情礼”。正是在这种习俗的影响下，缁青、淮西的割据，汴宋的变乱，都是“河朔习俗”影响的具体表现。曾现江也认为始置于唐至德年间的淮西镇，因藩镇军队的主体由河朔军人组成而与河朔地区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并因此而走上了类似于河朔诸镇的割据之路。不断强化的河朔因素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相互作用，促使这里的社会风尚发生剧变：“犷戾过于夷狄”。宣武军的军队组成类似于淮西，宣武军叛乱的参加者主要是牙将和牙兵，这部分人主要是来源于河朔地区，799年，董晋死后，陆长源为留后，有人劝他赏赐手下将领，陆长源曰：“异时河北贼以钱买戍卒，取旌节，吾不忍为。”激起军乱被杀，可见陆长源被杀主要原因一是辱骂宣武将士为河北贼，二是不赏将士。这证明宣武军尽管地处中原之地，实际上源于河朔地区，染有河朔旧习。宣武军地区另外一些叛乱发生的特点多是要求自立节度，拒绝中央的任命，可以看出和河朔地区叛乱的特点是一样的或类似的。 第二，宣武军军乱较多的第二个原因与宣武军所处漕运咽喉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王力平先生在《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的分析》一文中对此原因做了详细的分析。关于唐后期汴乱原因，论者向以“兵骄将悍”来解释，很少联系安史之乱后汴州所处的特殊地位。众所周知，汴州舟车辐辏，是江淮运河的枢纽。安史之乱之后，设在汴州的盐铁转运巡院（后又有度支巡院）聚集了大量漕运物资。《新唐书》载：“自淮北置巡院十三，曰扬州、陈许、汴州、庐寿、白沙、淮南、甬桥、浙西、宋州、泗州、岭南、兖郓、郑滑。”宣武军辖区内就设有汴州、宋州两地巡院，宣武军每有风吹草动，朝廷总以巡院财物优赏、抚恤之，有时军乱的士兵也抢夺巡院财物。因此，设置巡院，漕运财物集中于汴，对日后汴州的治乱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正是由于汴乱导致巡院财务损失严重，“（于）颀因奏移转运汴州院于河阴，以汴州累遇兵乱，散失钱帛故也。” 第三，宣武军节度使也往往靠厚赏来取悦于军队的支持，这样使军队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反而为军乱埋下祸根。为保证有一支忠诚于自己的军队，各地节度使对军队采用各种安抚和拉拢的手段，“以钱买健儿取旌节”一语道尽了节度使收买士兵的厚待措施。如汴州节度使刘玄佐：“初，玄佐遇军士厚，（其子刘）士宁惧，复加厚焉，至（李）万荣如士宁志，及韩（惟清）、张（彦林）乱，又加厚以怀之，至于邓（惟恭）每加厚焉”；宣武大将李万荣欲夺帅位，就许愿“人赐钱三万”，因而争取了兵士的归从；李绅拜宣武节度使，到军之日，先开盛宴赏犒军士，《全唐诗》卷482《到宣武三十韵》里有李绅自己写的诗，诗中说：“善师忘任智，中略在推诚。式宴歌钟合，陈筵绮绣并。戏鼙千卒跃，均酒百壶倾。乐与师徒共，欢从井邑盈。”士兵一旦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会发动叛乱。另外职业军人确实要靠军饷养家糊口。就算是军饷优厚，但军人们的家庭生活还是捉襟见肘，穷困潦倒。《旧唐书》卷139载职业兵：“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显然，军人在仰食家口的拖累下，仅仅依靠军饷衣粮就显得不足温饱。朝廷发给的军廪衣粮根本无法满足其全部需要，职业军人们为了自身及家庭的温饱和富足，不得不强行寻求另外两条谋生的途径，那就是争取额外的赏赐和纵兵剽略。 第四，唐朝中后期，藩镇军队素质的降低，也是藩镇动乱的原因之一。这一条原因不仅仅宣武军所独有，是唐朝后期所有藩镇动乱共有的一个原因。 藩镇军队的兵士主要来源于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也掺杂有大量的市井闲人、杂吏商贩、亡命无赖和盗徒罪犯，成份十分复杂。这些人都是因为走投无路或衣食无着才涌进藩镇军队求生的。由于健儿来源的复杂性，决定了健儿思想的“不纯”和政治品质的低劣。杜牧把它总结为无“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慨之气”，他们常常“居外则叛，居内则乱”。这与前期的府兵截然不同，《文苑英华》卷375杜牧《原十六卫》记载府兵“父兄相言，不得业他”“人人自爱”，“ 自贞观至开元末，百五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健儿与生俱来的贪婪与逐利性，他们对朝廷乃至节帅的顺逆以自身利益的获取为旨归而常常见利忘义，他们没有是非标准的判断，只有利益得失的权衡。叛朝廷，兵将叛节帅，屡屡发生，封建纲常之义的缺失，不能不说是重要的原因。另外唐代的职业军人是破产流民和无业游民的事实，使他们只好世代占籍从军，以食军粮为谋生手段。《文苑英华》卷437云：“……有役干戈，无由耕稼。况自天宝以后，屯兵七十余年，皆成父子之军，不习农桑之业。”《新唐书》也说：“悍卒顽夫开口仰食者故在，彼皆不能自返于本业者也。”可见职业军人已被抛出了社会生产领域，依赖于军队而成为寄生虫。另外随着宣武军地区商业的发展，大量商人入军，由于商人考虑的商业利害关系较多，不是稳固的可以依靠的对象，因此宣武军养兵的基础并不牢固，在一旦面临危机和利益取舍时，容易发生叛变和崩溃。这也是导致宣武军内部动乱及其产生重要影响的不能忽略的原因。 最后，军乱的发生与节帅的处理是否妥当也有很大的关系。例如贞元十五年（799），董晋卒，陆长源知留后事，“欲以峻法绳骄兵”，引起镇兵不满而哗变，执杀陆长源。而韩弘任宣武军节度使后，诛杀了刘锷等多次制造叛乱的破坏分子三百多人，铲除了酿乱凶卒，使他节汴的二十余年间“师徒禀训而咸肃， 吏士奉法而愈明”，汴州保持了和平稳定的局面。正是由于节度使李愿处置失当，才导致穆宗长庆二年（822年）的汴州兵乱，李愿“性奢侈，赏劳既薄于弘靖时，又峻威刑，军士不悦，愿以其妻弟窦瑗典宿直兵；瑗骄贪，军中恶之。”牙将李臣则等作乱，逐节度使李愿，推都押牙李介为留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