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崔浩(381—450.7.5)，字伯渊，小名桃简，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 崔浩出身北方高门士族，都以才学称著于世。七世祖崔林，三国曹魏时官拜司空，封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父亲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 崔浩是崔宏长子，“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魏书·崔浩列传》)。二十岁时为直郎，天兴(398—403年)中期，任给事秘书，转著作郎。魏道武帝拓跋珪见崔浩擅长书法，常使其侍于左右。 拓跋珪到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初，帝服寒食散，自太医令阴羌死后，药数动发，至此逾甚。而灾变屡见，忧懑不安，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归咎群下，喜怒乖常，谓百僚左右人不可信，虑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追思既往成败得失，终日竟夜独语不止，若旁有鬼物对扬者。朝臣至前，追其旧恶皆见杀害，其余或以颜色变动，或以喘息不调，或以行步乖节，或以言辞失措，帝皆以为怀恶在心，变见于外，乃手自殴击，死者皆陈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人情各怀危惧。有司懈怠，莫相督摄；百工偷劫，盗贼公行，巷里之间人为希少”(《魏书·太祖纪》)。拓跋珪成了名符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此时，唯独崔浩恭敬殷勤，不稍懈怠，有时整日不归家。崔宏也小心谨慎，既不得罪，又不献媚取宠，故父子安然，得以免祸。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爵武城子，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每当去郊外祭祀天地，崔氏父子都乘坐轩轺车，时人羡慕不已。 明元帝好阴阳术数，神瑞元年(414年)时，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非常赞诩。命崔浩占卜吉凶，参考天文，解决疑惑问题。崔浩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举其大要，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多有应验。从此，崔浩得宠，“恆与军国大谋，甚为宠密”(《魏书·崔浩列传》)。 神瑞二年(415年)，平城一带发生严重的霜旱灾害，秋粮颗粒无收，云中、代郡很多百姓饿死。九月，太史令王亮、苏坦对明元帝说：“谶书云：国家当都邺，大乐五十年”(《北史·崔浩列传》)。明元帝向群臣咨询意见，崔浩和特进周澹对明元帝说：“今国家迁都于鄴，可救今年之饥，非长久之策也。东州之人，常谓国家居广漠之地，民畜无算，号称牛毛之众。今留守旧部，分家南徙，恐不满诸州之地。参居郡县，处榛林之间，不便水土，疾疫死伤，情见事露，则百姓意沮。四方闻之，有轻侮之意。屈丐、蠕蠕(指柔然)必提挈而来，云中、平城则有危殆之虑。阻隔恆代千里之险，虽欲救援，赴之甚难。如此则声实俱损矣。今居北方，假令山东有变，轻骑南出，耀威桑梓之中，谁知多少？百姓见之，望尘震服。此是国家威制诸夏之长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深以为然，说：“唯此二人，与朕意同。”又派中贵人问崔、周二人：“今既糊口无以至来秋，来秋或复不熟，将如之何？”二人回答说：“可简穷下之户，诸州就谷。若来秋无年，愿更图也。但不可迁都”(《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纳其言，于是挑选部分贫困户分赴定、相、冀三州就食，由当地开仓赈恤。第二年秋天，收成很好，百姓富足，人心安定，国家度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赐给二人各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绵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八月，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泰常二年(417)三月，刘裕率水军自淮、泗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假道于魏。明元帝召集群臣商讨对策，诸大臣都认为：“函谷关号曰天险。一人荷戈，万夫不得进。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若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假其水道，寇不可纵。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明元帝准备从此计。崔浩反对说：“此非上策，司马休之之徒扰其荆州，刘裕切齿来久。今兴死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观其意，必欲入关。劲躁之人，不顾后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未若假之水道，纵裕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所谓卞庄刺虎，两得之势也。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纵使裕得关中，县远难守，彼不能守，终为我物。今不劳兵马，坐观成败，关两虎而收长久之利，上策也。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假令国家弃恆山以南，裕必不能发吴越之兵与官军争夺河北也，居然可知。”有的大臣还说：“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则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担心中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以司徒长孙嵩督山东诸军事，遣振威将军娥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步骑兵10万屯黄河北岸。还以数千骑兵，缘黄河北岸随刘裕军西行，不时袭扰，迟滞晋军西进。 刘裕进军受阻，遂于四月以车兵弓弩兵及长矛兵等组成“却月阵”，魏军以3万骑进攻，大败而归，阿薄干等被斩，晋军遂得以沿黄河西上。明元帝闻魏军惨败，后悔不迭，恨不能用崔浩之计。 五月，东晋齐郡太守王懿投降北魏，上书献计：“刘裕在洛，宜发兵绝其归路，可不战而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时崔浩正在给明元帝讲书传，明元帝便问崔浩：“刘裕西伐，前军已至潼关。其事如何？以卿观之，事得济不？”崔浩回答说：“昔姚兴好养虚名，而无实用。子泓又病，众叛亲离。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以臣观之，克之必矣。”明元帝又问：“刘裕武能何如慕容垂？”崔浩答道：“裕胜。”明元帝接着问：“试言其状。”崔浩说：“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资，生便尊贵，同类归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刘裕挺出寒微，不阶尺土之资，不因一卒之用，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卢循等，僭晋陵迟，遂执国命。裕若平姚而还，必篡其主，其势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裕亦不能守之。风俗不同，人情难变，欲行荆扬之化于三秦之地，譬无翼而欲飞，无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留众守之，必资于寇。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或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可坐而守也。”明元帝还问：“裕已入关，不能进退，我遣精骑南袭彭城、寿春，裕亦何能自立？”崔浩说：“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可亲御六师。兵众虽盛，而将无韩白。长孙嵩有治国之用，无进取之能，非刘裕敌也。臣谓待之不晚。”明元帝笑说：“卿量之已审矣。”崔浩又说：“臣尝私论近世人物，不敢不上闻。若王猛之治国，苻坚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辅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刘裕之平逆乱，司马德宗之曹操也。”这一番话曲折表示对明元帝的忠心，可谓用心良苦。明元帝则问崔浩：“卿谓先帝如何？”崔浩答道：“小人管窥县象，何能见玄穹之广大。虽然，太祖用漠北醇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洽四海，自与羲农齐列，臣岂能仰名？”明元帝问：“屈丐如何？”崔浩答道：“屈丐家国夷灭，一身孤寄，为姚氏封殖。不思树党强邻，报仇雪耻，乃结忿于蠕蠕，背德于姚兴，撅竖小人，无大经略，正可残暴，终为人所灭耳。”明元帝非常高兴，与崔浩谈到深夜，赐给崔浩御用缥醪酒十觚，水精戎盐一两，并说：“朕味卿言，若此盐酒，故与卿同其旨也”(《魏书·崔浩列传》)。 泰常三年(418年)十二月，彗星出天汉，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经过八十多天，至汉而灭。按照古人的说法，彗星主祸殃，一旦出现，天灾人祸就会降临人间。明元帝见到彗星出现，害怕大难临头，急忙召集儒生、方士询问：“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众人一齐推举崔浩解答。崔浩说：“古人有言，夫灾异之生，由人而起。人无衅焉，妖不自作。故人失于下，则变见于上，天事恆象，百代不易。《汉书》载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国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无异望。唯僭晋卑削，主弱臣强，累世陵迟，故桓玄逼夺，刘裕秉权。彗孛者，恶气之所生，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也”(《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深以为然。 泰常五年(420年)六月，刘裕果然代晋称帝，国号宋。时明元帝正在东南澙卤池(五原盐池)射鸟，得到报告，特意派驿使把崔浩召来，对他说：“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验矣，朕于今日始信天道”(《魏书·崔浩列传》)。是年，崔浩父亲崔宏去世，崔浩袭爵白马公。 明元帝亦嗜服寒食散，罹疾经年，灾异屡见，颇以自忧。泰常七年(422年)五月，明元帝暗中派人问崔浩：“《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崔浩说：“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魏书·崔浩列传》)。 于是，明元帝当即立皇长子、太平王拓跋焘为太子，同时任命南平公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共同辅佐太子。拓跋焘执政后，明元帝避居西宫，常暗中观察拓跋焘，听其决断，明元帝见拓跋焘多谋善断，非常高兴，对侍臣：“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以此六人辅相，吾与汝曹游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于天下矣”(《魏书·崔浩列传》)。 九月，南朝宋武帝刘裕死讯传来，明元帝准备进攻洛阳、虎牢、滑台等城。崔浩反对说：“陛下不以刘裕欻起，纳其使贡，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乘丧伐之，虽得之不令。《春秋》：晋士丐帅师侵齐，闻齐侯卒，乃还。君子大其不伐丧，以为恩足以感孝子，义足以动诸侯。今国家亦未能一举而定江南，宜遣人吊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灾，布义风于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则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但明元帝锐意南伐，责备崔浩说：“刘裕因姚兴死而灭其国，裕死我伐之，何为不可？”崔浩说：“兴死，二子交争，裕乃伐之”(《魏书·崔浩列传》)。明元帝大怒，不纳其言。命司空、晋兵大将军奚斤督宋兵将军周几、吴兵将军公孙表率兵攻宋。 十月，魏军将行，议论南伐策略“先攻城也？先略地也？”奚斤说：“请先攻城。”崔浩认为不妥，反对道：“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崔浩列传》)。这时，公孙表也主张攻城，明元帝遂不纳崔浩之言。 明元帝命奚斤等率步骑2万渡黄河，设营于滑台(今河南滑县东)东。奚斤等攻滑台未克，奏请增兵。明元帝怒而责之，随后自领兵5万余人南下支援。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禄大夫，随军为谋主。十一月，奚斤等惧明元帝见罪，急攻滑台，这才攻克。 至泰常八年(423年)闰四月，北魏凭借强大的军力，沿黄河一线全面开战，重点进攻，最后集中兵力围攻虎牢，虽最终夺取了河南一批军事重镇。但由于宋军善于守城，顽强抵抗，使魏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当时“朝廷礼仪、优文策诏、军国书记，尽关于浩”(《魏书·崔浩列传》)，崔浩“能为杂说，但不长属文，而留心于制度、科律及经术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魏书·崔浩列传》)。但崔浩不喜欢《老子》、《庄子》，每次读上几十行，就把它们丢在一边，说：“此矫诬之说，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习礼，仲尼所师，岂设败法之书，以乱先王之教。袁生所谓家人筐箧中物，不可扬于王庭也”(《魏书·崔浩列传》)。 崔浩尤其不信佛，曾说：“何为事此胡神”(《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九》)！其妻郭氏敬好佛经，时时诵读，崔浩大怒，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将纸灰抛洒到厕所中。堂弟崔模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对佛顶礼膜拜，即使在粪土之中，见佛必拜，崔浩大笑，奚落说：“在这么肮脏地方叩头跪拜这个胡神！” 崔浩和明元帝回军时，随明元帝至西河、太原，在高陵上休息。时“下临河流、傍览川域”(《魏书·崔浩列传》)，崔浩慨然有感，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评秦始皇、汉武帝之过失。崔浩好古识治，众人皆服其言。 时嵩山道士寇谦之每次和崔浩相谈，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通宵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说：“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于是对崔浩说：“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泰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而学不稽古，临事暗昧。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魏书·崔浩列传》)。崔浩遂著书二十余篇，上起太初，下至秦汉变弊之迹。 十一月，明元帝去世，太子拓跋焘即位，史称魏太武帝。左右忌惮崔浩正直，一齐诋毁排斥崔浩。太武帝虽知崔浩有才能，但出于舆论压力，只得让崔浩离开朝廷，以公归第。但太武帝每有疑议，仍要召他进宫求教。崔浩皮肤细腻白皙，如美妇人，而性机敏通达，长于计谋，常自比张良，自谓稽考古事还略胜一筹。 崔浩离职以后，以修服食养性之术为事。这时，寇谦之来到平城，向太武帝进献《箓图真经》等道书。当时，朝野人士大多不信，唯独崔浩拜寇谦之为师，向他学习道术，而且上书朝廷赞扬其事：“臣闻圣王受命，必有天应。《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笑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岂可以世俗常虑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九》)。太武帝看后，十分高兴，随即派人带着玉帛、牲牢去嵩岳祭祀，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于天下，又在平城东南修建起高五层的天师道坛。给道士一百二十人，每月设厨会数千人。 早在道武帝时，尚书郎邓渊奉命撰著本朝史，名《国记》，写了十余卷，尚未完成。太武帝命崔浩及其弟崔览、邓渊子邓颖、高谠、晃继、范亨、黄辅等人续写。神麚二年(429年)，终于编定《国书》三十卷。 时南方为宋朝所占，北方除大夏、北凉、西秦、北燕和柔然外，皆为北魏所占。太武帝拓跋焘雄才大略，通晓兵法，即位后，便致力于统一北方，在历次战争中，常亲自率军出征，临阵勇猛，多获胜利。而崔浩作为谋主，参与了许多重大决策，为北魏最终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 始光三年(426年)，崔浩重新入朝，进爵东郡公，拜太常卿。六月，太武帝诏问诸臣：“今当用兵，赫连、蠕蠕，二国何先？”长孙嵩、长孙翰、奚斤都说：“赫连土著，未能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获；不及则猎于阴山，取其禽兽皮角以充军实。”崔浩认为：“蠕蠕鸟集兽逃，举大众追之则不能及，轻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敌。赫连氏土地不过千里，政刑残虐，人神所弃，宜先伐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而尚书刘絜、武京候安原则请求先伐北燕。 九月，太武帝得悉夏主赫连勃勃卒，诸子正互相残杀，欲伐夏国。长孙嵩等不同意，说：“彼若城守，以逸待劳，大檀闻之，乘虚入寇，此危道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唯有崔浩赞成。他以天道比附人事，说：“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越钩陈，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不进”(《北史·崔浩列传》)。长孙嵩坚持己见，太武帝大怒，时长孙嵩为官贪污，太武帝遂命武士顿辱长孙嵩。 是月，太武帝命司空奚斤率兵4.5万袭夏蒲坂(今山西永济西南)，宋兵将军周几率万人袭陕城(今河南陕县)，以河东太守薛谨为向导。十月，太武帝自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出发。于十一月进至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适逢严寒，黄河冰封，遂率轻骑2万渡河袭击夏都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统万城建于东晋义熙九年(413年)，城垣全以夯筑，高约8丈，基厚30步，上宽10步，异常坚固。夏主赫连昌正与群臣欢宴，闻魏军来攻，仓皇率兵出战，败退入城。门未及闭，魏将豆代田率部乘机杀入西宫，焚其西门而还。魏军于城北大肆抢掠，俘杀数万人，得牛马10余万。因统万城坚难下，遂徙其民万余家而还。夏弘农太守曹达得知周几率军将至，不战而走。魏军长驱直入，蒲阪、长安的守将皆弃城出逃。十二月，奚斤入长安。秦、雍一带的氐、羌皆降于北魏。北凉主沮渠蒙逊及氐王杨玄惧魏兵势，先后遣使请附于魏。 始光四年(427年)正月，太武帝自统万城返回平城，闻夏主赫连昌遣平原公赫连定率众2万往攻长安(今西安西北)，即下令伐木于阴山(今属内蒙古)，大造攻具，准备再次伐夏。三月，太武帝命高凉王拓跋礼镇守长安，又遣执金吾桓贷于君子津(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东北)造桥。四月，司空奚斤与赫连定相持于长安，太武帝欲乘虚袭击统万，命司徒长孙翰等率3万骑为前驱，常山王拓跋素等率步兵3万作后继，南阳王伏真等率步兵3万运送攻具，另以将军贺多罗率精骑3000居前作候骑，充任前哨。 五月，太武帝留下龙骧将军陆俟督诸军以防柔然，自率军从平城出发，经君子津过黄河，至拔邻山(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境)筑城，留下辎重，以轻骑3万倍道先行。太武帝认为，夏见我仅有轻骑，意必懈怠，我军示弱诱之出战，再以死力与之决战，定可胜。 六月，太武帝至统万，分兵埋伏于深谷，以少数部众进抵城下诱战。夏主欲待赫连定率兵来援，然后内外夹击，故下令闭城坚守。太武帝帝担心夏军不出战，乃退军以示弱，另遣5000骑西掠居民。适值魏有军士因犯罪而亡奔于夏，言及魏军粮尽，后继的步兵未至，夏主遂率步骑3万出击。太武帝帝急忙收众伪遁，引而疲之。 夏军分成两路追击。时遇风雨，飞沙蔽天，魏军逆风，不利作战。宦官赵倪说：“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崔浩喝叱道：“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山，掩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北史·崔浩列传》)？太武帝依计而行，分骑兵为左右两队，暗出夏军之后，顺风击之，大败夏军。夏主赫连昌不及入城，逃奔上邽(今甘肃天水)。魏军入统万城，俘夏王、公、卿、将、校及后妃、宫人等以万数；又获马30余万匹、牛羊数千万头，府库珍宝、器物不计其数。此时，与魏军相持于长安的赫连定得报统万城已被攻破，也不敢恋战，急忙逃奔上邽。太武帝率军东还，以拓跋素为征南大将军，与桓贷、莫云留守统万。 太武帝为摆脱北面柔然与南朝宋腹背受敌的威胁，在大败赫连昌、克夏都城统万(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后，决意集中力量打击柔然。神麚二年(429年)四月，魏主召集群臣商议进攻柔然，保太后及公卿大臣担心宋军乘机北进，竭力劝阻，只有崔浩支持。尚书令刘浩等人共同推举太史令张渊、徐辩出面劝阻，二人说：“今年己巳，三阴之岁，岁星袭月，太白在西方，不可举兵。北伐必败，虽克，不利于上。”群臣齐声附和，并说：“渊少时尝谏苻不可南征，坚不从而败。今天时人事都不和协，何可举动”(《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心中不快，命崔浩与张渊等人辩论。 崔浩难张渊说：“阳者，德也；阴者，刑也。故日蚀修德，月蚀修刑。夫王者之用刑，大则陈诸原野，小则肆之市朝。战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此言之，三阴用兵，盖得其类，修刑之义也。岁星袭月，年饥民流，应在他国，远期十二年。太白行苍龙宿，于天文为东，不妨北伐。渊等俗生，志意浅近，牵于小数，不达大体，难与远图。臣观天文，比年以来，月行掩昴，至今犹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头之国。’蠕蠕、高车，旄头之众也。夫圣明御时，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语曰：‘非常之原，黎民惧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愿陛下勿疑也”(《魏书·崔浩列传》)。 张渊等人羞愧难言，辩解说：“蠕蠕，荒外无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轻疾无常，难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劳士马也？”崔浩说：“渊言天时，是其所职，若论形势，非彼所知。斯乃汉世旧说常谈，施之于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则患其轻疾，于国兵则不然。何者？彼能远走，我亦能远逐，与之进退，非难制也。且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谓渊、辩通解数术，明决成败。臣请试之，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不忠；若实不知，是其无术”(《魏书·崔浩列传》)。时赫连昌在座，张渊等人自以无先言，惭不能对。太武帝非常高兴，对大臣们说：“吾意决矣。亡国之臣，不可与谋，信矣哉”(《魏书·崔浩列传》)。 罢朝后，有人埋怨崔浩：“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崔浩说：“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魏书·崔浩列传》)！ 寇谦之也问崔浩：“蠕蠕果可克乎？”崔浩说：“必克。但恐诸将琐琐，前后顾虑，不能乘胜深入，使不全举耳”(《魏书·崔浩列传》)。 同月，太武帝命太尉长孙嵩、卫尉楼伏连留守京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司徒长孙翰领兵由西道向大娥山，自率军由东道趋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会攻柔然可汗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 五月，太武帝领军进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舍弃辎重，率轻骑和备用马匹奔袭，至栗水(今蒙古国翁金河)。柔然纥升盖可汗无防备，民畜遍野，闻魏军袭来，惊惧奔散。纥升盖可汗烧毁庐舍，绝迹西遁。其弟匹黎先管辖东部，闻魏军至，率部众欲救其兄，途中遭长孙翰等拦击，大败，首领数百人被杀。 六月，太武帝领军沿栗水西进，至园水(今蒙古国图音河)，分兵搜讨，东西5000里，南北3000里，俘斩甚众。原属柔然的高车诸部趁机倒戈，抄掠柔然，归附北魏。柔然各部前后降魏者30余万落，魏军缴获战马百余万匹及大批车辆、兵器、畜产等物资。魏主沿弱水(今蒙古国南境)西行至涿邪山(今阿尔泰山脉东南部)。诸将果然疑虑深入有伏兵，太武帝停止追击，寇谦之以崔浩之言告诉太武帝，但太武帝未纳。 七月，太武帝引兵东还，至黑山，以所获班赐将士。既而，有降者说：“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又闻凉州贾胡之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深悔之。 八月，太武帝至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闻高车国东部屯居在已尼陂(今贝加尔湖东南)，即遣左仆射安原等率领万骑驰击之，降高车诸部数十万落，获马牛羊百余万。 十月，太武帝还平城，宋朝果然没有出兵，皆如崔浩所料。太武帝迁徙柔然、高车降附之民至漠南，东至濡源(今河北丰宁西北)，西达阴山(今内蒙古阴山山脉)，使之耕牧而收其贡赋。命平阳王长孙翰，尚书令刘、左仆射安原及侍中古弼共同镇抚。 此战，北魏军抓住柔然夏则散众放畜之机，长途奔袭，掩其不备，大破柔然，威胁高车，为稳定北方创造了有利条件。从此，柔然很少主动攻魏。太武帝加崔浩侍中、特进、抚军大将军、左光禄大夫，以赏其谋画之功。 崔浩明识天文，好观星变。常置金银铜铤于酢器(酢(经传多借为酬醋字，酢器指盛着醋的容器)中，夜有所见即以铤画纸作是记录。太武帝每次到崔浩府第，问以异事。崔浩有时因仓卒，不及束带。有时还品尝他家一些饭菜，太武帝“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魏书·崔浩列传》)，对崔浩宠爱如此。太武帝还领他出入内寝。 太武帝曾从容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魏书·崔浩列传》)。还特意命歌工谱写歌词，颂扬有功大臣，歌词写道：“智如崔浩，廉如道生。”长孙道生官拜司空，封上党王，为官清廉，所以也得到赞颂。 时太武帝召见新归降的高车首领时，指着崔浩对他们说：“汝曹视此人，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至此也。”又令诸尚书说：“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魏书·崔浩列传》)。 在宋朝，宋文帝刘义隆继位后，即谋划收复北魏于泰常七年(422年)夺去的河南诸军事重镇。遂于神麚三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刚与北方柔然交战、黄河以南屯兵减少之机，以右将军到彦之领兵5万，统率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的舟师入黄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率精骑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豫州刺史刘德武率兵1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刘义欣率兵3万监征讨诸军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将军田奇出使北魏，告知太武帝：此次攻魏只为收复黄河以南失地，不关河北。 太武帝大怒。不久，北魏南边诸将上表告急：“宋人大严，将入寇。请兵三万，先其未发，逆击之，足以挫其锐气，使不敢深入”(《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还请求杀戮在南境上的河北流民，以绝宋军向导。 太武帝诏群臣商讨对策，众人都表示同意。崔浩反对说：“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纳其言。 不久，南边诸将又上表告急：“南寇已至，所部兵少，乞简幽州以南劲兵助己戍守，乃就漳水造船严备以拒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群臣欲遣骑兵5000，并以汉人司马楚之、鲁轨、韩延之等为将，以招降宋军。崔浩反认为不妥，说：“非上策也。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末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免蛮贼掠买办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崔浩还说天时不利于宋军：“今兹害气在扬州，不宜先举兵，一也；午岁自刑，先发者伤，二也；日蚀灭光，昼昏星见，飞鸟坠落，宿值斗牛，忧在危亡，三也；荧惑伏匿于翼轸，戒乱及丧，四也；太白未出，进兵者败，五也。夫兴国之君，先修人事，次尽地利，后观天时，故万举而万全，国安而身盛。今义隆新国，是人事未周也；灾变屡见，是天时不协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尽也。三事无一成，自守犹或不安，何得先发而攻人哉？彼必听我虚声而严，我亦承彼严而动，两推其咎，皆自以为应敌。兵法当分灾迎受害气，未可举动也”(《魏书·崔浩列传》)。 但群臣一齐鼓动太武帝出兵，尽管崔浩坚持己见，但太武帝难违众议，命冀、定、相3州造船3000艘分布河津，并将幽州以南戍兵集中于黄河一带进行防御。六月，太武帝使平南大将军大毗屯河上，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屯颍川(今河南漯河市东北)以防宋军。 宋到彦之率军自淮水入泗水，因水浅，日行仅10里，自四月至七月，始抵？昌(今山东东平西北)，随后溯黄河西上。太武帝在河南诸镇兵少，难以抵御宋军，遂命主动撤离，北渡黄河。又以阳平公杜超为都督冀、定、相三州诸军事，镇守邺城(今河南临漳西南)，节度诸军。宋军未经交战，即占领滑台(今河南滑县东)、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洛阳、金墉(今洛阳东北)等城。到彦之各留兵镇守，并将诸军推至黄河南岸，西至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兵力分散。八月，太武帝派遣冠军将军安颉督护诸军击到彦之。彦之部将姚耸夫渡河攻冶坂(今河南孟县西黄河北岸)，被安颉部击败，死者甚众。不久，太武帝又遣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会同拓跋大毗屯兵黄河北岸以御到彦之。 正当宋魏交兵之际，夏主赫连定欲收复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东北白城子)，遂乘刘宋伐魏之机，于九月遣其弟赫连谓以代攻北魏鄜城(今陕西洛川东南)，为魏平西将军隗归等所击败，死万余人，赫连谓以代逃去。赫连定留其弟赫连社干、广阳公度洛孤守平凉，自率数万人在鄜城东截击隗归，并遣使约宋合兵伐魏。 太武帝闻讯，欲先讨赫连定，但群臣反对说：“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太武帝犹豫不决，便问计于崔浩，崔浩说：“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俱得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儜兒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西行勿疑”(《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遂纳其言。 十一月，太武帝领兵围平凉，赫连定大败，负伤单骑逃走。收集余部及民众5万，西保上邽。北魏俘夏公侯以下百余人，乘胜攻克安定。平凉平定后，太武帝宴请群臣，拉着崔浩的手对北凉主沮渠蒙逊的使臣说：“所云崔公，此是也。才略之美，当今无比。朕行止必问，成败决焉，若合符契，初无失矣”(《魏书·崔浩列传》)。 十二月，赫连社干、度洛孤出降，魏克平凉。夏长安、临晋、武功等城守将皆弃城而走，关中地区为魏所占。 神麚三年(431年)二月，冠军将军安颉从南部前线归来报告说：“义隆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魏书·崔浩列传》)。战事的进展与崔浩所预料的完全一样，太武帝对群臣说：“卿辈前谓我用浩计为谬，惊怖固谏。常胜之家，始皆自谓逾人远矣，至于归终，乃不能及”(《魏书·崔浩列传》)。于九月升崔浩为司徒。 太延五年(439年)三月，北凉主沮渠牧犍嫂李氏和牧犍姐对远嫁沮渠牧犍的魏公主下毒。太武帝闻后，派人将公主治好，并令沮渠牧犍交出李氏，沮渠牧犍置之不理。太武帝遣使至北凉，得悉北凉主沮渠牧犍喜于传播柔然可汗妄言：去岁魏帝伐我大败，不能复振。太武帝又派尚书贺多罗出使凉州，观察虚实，贺多罗返回平城后，说牧犍外修臣礼，内实悖逆。 太武帝知其称藩怀有二心，便决定伐凉，并问计于崔浩，崔浩说：“牧犍恶心已露，不可不诛。官军往年北伐，虽不克获，实无所损。于时行者内外军马三十万匹，计在道死伤不满八千。岁常羸死，恆不灭万，乃不少于此。而远方承虚，便谓大损，不能复振。今出其意，不图大军卒至，心惊骇骚扰，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诸弟骄恣争权从横，民心离解。加比年以来，天灾地变，都在秦凉，成灭之国也。”太武帝说：“善，吾意亦以为然。”又命群臣商讨，弘农王奚斤等三十余人反对出兵，说：“牧犍西垂下国，虽心不纯臣，然继父职贡，朝廷接以蕃礼。又王姬厘降，罪未甚彰，谓宜羁縻而已。今士马劳止，宜可小息。又其地卤斥，略无水草，大军既到，不得久停。彼闻军来，必完聚城守，攻则难拔，野无所掠。”尚书古弼、李顺等人也说：“自温圉河以西，至于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积雪，深一丈余，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溉灌。彼闻军至，决此渠口，水不通流，则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内，赤地无草，又不任久停军马，斤等议是也。”太武帝将崔浩之言告之群臣，群臣无言，只是说：“彼无水草”崔浩反驳说：“《汉书·地理志》称：‘凉州之畜，为天下饶。’若无水草，何以畜牧？又汉人为居，终不于水草之地筑城郭，立郡县也。又雪之消液，绝不敛尘，何得通渠引曹，溉灌数百万顷乎？此言大抵诬于人矣。”李顺等又辩解说：“耳闻不如目见，吾曹目见，何可共辨！”李顺在出使凉州时，凉王沮渠蒙逊时有傲慢之语，唯恐李顺报告朝廷，所以多次以金宝贿赂他，他便就隐瞒了实情。崔浩听说后，向太武帝告发，时太武帝正宠待李顺，并不相信。此时，崔浩说：“汝曹受人金钱，欲为之辞，谓我目不见便可欺也”(《魏书·崔浩列传》)！隐蔽在后面的太武帝听到这里，转身出来，声色俱厉地斥责奚斤等人，群臣这才不敢再说什么，只好唯唯诺诺。 六月，太武帝率兵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出发，使侍中、宜都王穆寿辅助太子拓跋晃监国，又令大将军、长乐王嵇敬，辅国太将军、建宁王拓跋崇领兵2万屯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以防柔然。同时命公卿草书遣责北凉主沮渠牧犍，列数其12项罪状，劝其亲率群臣远迎魏军，才是上策。随后自云中渡过黄河，于七月至上郡属国城(汉置属国于上郡以安置降胡，称属国城)，留下辎重，两道并进。 八月，拓跋健获得河西(即河西走廊与、泊水流域一带)畜产20余万。北凉主未肯出迎，一面遣使求救于柔然，一面派其弟征南大将军董来领兵万余出战于姑臧城南，北凉兵望风奔溃。太武帝分兵围攻，由于源贺引兵招慰城附近诸部下3万余落，故太武帝得以专攻姑臧。太武帝见姑臧水草丰盛，由此恨李顺，对崔浩说：“卿之昔言，今果验矣。”崔浩说：“臣之言不敢不实，类皆如此”(《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 九月，北凉主沮渠牧犍之侄沮渠万年率部降于魏。姑臧城溃，沮渠牧犍率文武5000人出降。北凉历39年而亡。继之，魏军又攻克张掖、乐都、酒泉等地，皆留将镇守。至此，北魏统一了中国北方，西晋末年以来历时135年的十六国时期结束(前秦统一北方的时间很短，故未算在内)，中国历史正式进入了南北朝时期。 时魏尚书令刘絜久典机要，恃宠自专，太武帝心中厌恶。太平真君五年(444年)二月，太武帝准备攻打柔然，刘絜说：“蠕蠕迁徙无常，前者出师，劳而无功；不如广农积谷以待其来”(《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太武帝问计于崔浩，崔浩坚决支持太武帝出兵，说：“往击蠕蠕，师不多日，絜等各欲回还。后获其生口，云军还之时，去贼三十里。是絜等之计过矣。夫北土多积雪，至冬时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时，潜军而出，必与之遇，则可擒获”(《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从其言，分兵四路进攻柔然。刘絜恨太武帝不用其言，想让魏军失败。时太武帝与诸将期会鹿浑谷，刘絜便使诸将误期未至。太武帝欲单独攻击，刘絜又进行阻止，让太武帝等待诸将。太武帝在鹿浑谷等候六天，诸将仍不至，柔然却已远逃，追之不及。回军时，经大漠，魏军粮尽，士卒多死。刘絜又暗中派人惊扰魏军，劝太武帝轻军而还，但太武帝未从。刘絜又以军出无功，请太武帝治崔浩之罪，太武帝说：“诸将失期，遇贼不击，浩何罪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崔浩将刘絜之事告诉太武帝，太武帝将其关押起来。在刘絜随太武帝出征时，便对亲党说：“若车驾不返，吾当立乐平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太武帝知道后，将刘絜夷灭三族。刘絜得势时，好作威福，诸将破敌，所得财物皆分与刘絜。刘絜死后，抄其家产，财资巨万。太武帝每言及此事，无不咬牙切齿。 太平真君六年(445年)九月，关中一带爆发了以卢水胡(匈奴的一支)人盖吴为首的各族人民大起义，以反抗拓跋贵族的残酷压迫和军事征服。 太平真君七年(446年)正月，太武帝至东雍州(治今山西临汾)，攻打薛永宗城垒。太武帝问崔浩：“今日可击不？”崔浩说：“永宗未知陛下自来，人心安闲，北风迅疾，宜急击之，须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见官军盛大，必夜遁走”(《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纳其言，率军进攻，第二天围其垒，大败薛永宗，薛永宗与家人皆赴汾水死而。 翌日，太武帝从汾阴渡河，至洛水桥。闻盖吴在长安以北，太武帝认为渭北之地无谷草，欲渡渭南，循渭水西进，便问崔浩：“盖吴在长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谷草不备。欲渡渭南西行，何如？”崔浩说：“盖吴营去此六十里，贼魁所在。击蛇之法，当须破头，头破则尾岂能复动？宜乘势先击吴。今军往，一日便到。平吴之后，回向长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内，未便损伤。愚谓宜从北道。若从南道，则盖吴徐入北山，卒未可平”(《魏书·崔浩列传》)。太武帝未从，沿渭水南岸西进，抵达戏水(今陕西临潼东北)。盖吴得讯，果然散入北地山，军无所克，太武帝大为后悔。后以崔浩辅东宫之勤，赐缯絮布帛各千段。 二月，太武帝至长安，发现一佛寺中藏有许多兵器，怒不可遏，便怀疑僧侣与盖吴通谋作乱，下令将佛寺中的僧侣全部杀死。在清寺院财产时，又发现许多酿酒器具及州郡牧守、富人寄存的大量财物；同时，还搜出僧侣藏匿妇女以恣淫乐的地下窟室。信道抑佛的崔浩趁机劝太武帝杀尽天下僧侣，焚毁全部佛经、佛像。太武帝听信崔浩的话，下令在全国灭佛。太子拓跋晃崇信佛教，预先走漏消息，使许多僧侣得以逃脱，大批佛经、佛像得以保留。 三月，宋人颜白鹿私入魏境，为魏所俘，将杀之。颜白鹿诈称宋青州刺史杜骥使其来归降魏。魏太武帝拓跋焘信以为真，命崔浩给杜骥写信，并且令永昌王拓跋仁、高凉王拓跋那率兵往迎，攻宋冀州刺史申恬于历城(今济南)。杜骥遣其司马夏侯祖欢等率兵救历城。魏军遂攻兖(今属山东)、青(今山东益都)、冀(今河北冀县)三州，杀掠甚众，至清水(故道起今山东梁山，东北经东阿、历城等地，以至于海)以东而还。 崔浩虽才华出众，见识过人，在道武、明元、太武三朝都屡立功勋，为北魏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立下大功。但在残忍暴戾的北魏皇帝面前，崔浩也不得不处处小心。他工于书法，经常为别人书见《急就章》，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所以明元、太武帝对其越来越宠信。 但是，当时鲜卑贵族的势力还非常强大，他们不能容忍汉人大族来分享权力，同自己平起平坐。对于皇帝宠信的汉人，他们偏偏要加以排挤打击。崔浩是当时最受皇帝宠信和地位最高的汉人，自然成了鲜卑贵族排挤打击的主要目标。而崔浩对鲜卑贵族也不客气，在讨论军国大计时，与他们分庭抗礼，有时说话还很尖刻。崔浩还不顾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企图按照汉族的世家大族的传统思想，整理、分别和规定氏族的高下。在神麚三年(431年)九月时，崔浩便“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表弟卢玄劝阻他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但崔浩不从，从而得罪了众多的鲜卑贵族。 崔浩之弟崔恬嫁女儿给王慧龙，王氏是太原大族，世代遗传齇鼻，在江东被称为“齇王”。崔浩见王慧龙时，一看到他的齇鼻，就说：“的确是王家男儿，真是贵种！”又多次对朝中的鲜卑诸公称赞他长得俊美。司徒长孙嵩听了大不高兴，就向太武帝告状，说王慧龙是从南方归降的，崔浩叹服南人，是“有讪鄙国化之意”(《魏书·王慧龙列传》)。太武帝大怒，把崔浩传来训斥，崔浩脱帽叩头，自责了一番才得到宽恕。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一次曾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人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对崔浩说：“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崔浩固执己见，最终把他推荐的人派出去任职。当时，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胜于上，将何以堪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 《国史》事件使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在太延五年(439年)十二月时，太武帝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国史。太武帝还给崔浩下了诏书：“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协顺天人，以征不服，应期拨乱，奄有区夏。太宗承统，光隆前绪，厘正刑典，大业惟新。然荒域之外，犹未宾服。此祖宗之遗志，而贻功于后也。朕以眇身，获奉宗庙，战战兢兢，如临渊海，惧不能负荷至重，继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宁处，扬威朔裔，扫定赫连。逮于神麚，始命史职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尔已来，戎旗仍举，秦陇克定，徐兗无尘，平逋寇于龙川，讨孽竖于凉域。岂朕一人获济于此，赖宗庙之灵，群公卿士宣力之效也。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众实录”(《魏书·崔浩列传》)。 在续修国史中，《太祖纪》仍用早年邓渊旧作，《先帝纪》和《今上纪》主要是高允执笔，崔浩作为主编，“综务处多，总裁而已”(《魏书·高允列传》)。崔浩因不长属文，所以亲自动笔不多，但还是对全书做了“损益褒贬，折中润色”的工作。续史名曰《国记》。 《国记》修毕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闵湛、郗标巧言令色，平时以谄事崔浩而获得崔浩的欢心。他们的建议被崔浩采纳，太子也表示赞赏。于是，在天坛东三里处，营造了一个《国书》和《五经注》的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工三百万才告完成。 由于《国记》秉笔直书，尽述拓跋氏的历史，详备而无所避讳，其中直书了拓跋氏一些不愿人知的早期历史。而石碑树立在通衢大路旁，引起往来行人议论。鲜卑贵族看到后，无不愤怒，先后到太武帝前告状，指控崔浩有意暴扬国恶。太武帝命令收捕崔浩及秘书郎吏，审查罪状。崔浩被捕后，承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贿赂。其实他对自己所犯何罪，也不明白。太武帝亲自审讯他时，他惶惑不能应对。 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己亥(公元450年7月5日)，太武帝诛杀崔浩。在送往城南行刑时，“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未有如浩者”(《魏书·崔浩列传》)。同时，秘书郎吏以下也都被杀，而清河崔氏同族无论远近，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被连坐灭族。史称“国史之狱”，北方士族在“国史之狱”遭到了沉重打击。宋人刘攽等说：“拓跋氏乘后燕之衰，蚕食并、冀，暴师喋血三十余年，而中国略定。其始也，公卿方镇皆故部落酋大，虽参用赵魏旧族，往往以猜忌夷灭”《魏书·旧本<魏书>目录序》。他们指出鲜卑贵族与赵魏大族的矛盾，是颇有见地的，而崔浩正是这种矛盾的牺牲品，“国史之狱”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罢了。 不久，太武帝北巡阴山，后悔诛杀崔浩。时北部尚书宣城公李孝伯病世，太武帝说：“李宣城可惜！”既而又说：“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五》)！但事已至此，无法挽回。 点评：崔浩作为军事谋略家，深为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所器重。作为统一战争的谋主，崔浩参与了北魏王朝三代帝王重大的军事决策，多谋善断，算无遗策，屡建功勋，在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一系列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崔浩才艺通博，除了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成就外，在天文、历法、法律、饮食、宗教等方面都做出过重要贡献。 “崔浩才艺通博，究览天人，政事筹策，时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于子房也。属太宗为政之秋，值世祖经营之日，言听计从，宁廓区夏。遇既隆也，勤亦茂哉。谋虽盖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岂鸟尽弓藏，民恶其上？将器盈必概，阴害贻祸？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魏书·崔浩列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