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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太祖纪》：天兴三年（公元400年）连下诏，要求贵族大臣、地方长官“绝奸雄之僭肆，思多福于止足”。指出即便位居台辅，也“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这些人须知这样一个道理，即“量己者，令终而义全；昧利者，身陷而名灭”。这些诏书和前述言论、行径完全一致。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都督中外之制北魏虽然采用，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让它名实相符： 同书《太祖纪》：皇始二年（公元397年）在包围后燕都城中山过程中，以从征的贵族元仪“为骠骑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兖豫雍荆徐扬六州牧、左丞相、封卫王”。这是北魏第一个都督中外，然而却是一个空名。首先，元仪这一封拜，共五个头衔，前后四个均空名，[79]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自难例外，何况这时北魏尚未见中外诸军之制。其次，平中山后，天兴元年(公元398年)道武帝北还，“虑还后山东有变，乃置行台于中山，诏左丞相、守尚书令、卫王仪镇中山”。这里已不提都督中外，当已免去；即使形式上暂时未免去，是史书失载，可是任行台尚书令，与都督中外保卫京师、宫城之职掌，也是不能相容的，除非后者是虚衔。最后，从这以后直到高宗兴安元年(公元452年)，凡五十四年都不见都督中外之设。分析其原因，很可能是道武帝于皇始（公元396——397年）年间征后燕过程中，“初拓中原，留心慰纳，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80]。一时受了他们建议的关于魏晋以及汉化了的十六国官制的影响，设了都督中外，随即发觉在制度上、历史上它权力太重，不适合北魏当时急需加强君主专制，削弱贵族、臣属权力的形势，于是不声不响将它罢去，继位者沿之，一直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那么兴安元年以后设立的都督中外是否有实权呢?同样也没有，至少尚未形成制度。 首先，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公元477——499年）年间两个“职令”，其“都督中外诸军事”，官位虽甚高(第一令位正一品下，第二令位从一品)，却是虚衔、荣誉衔。因为在这两个职令上，它前面是仪同三司、开国县公，后面是特进，诸开府，无一不是这类官爵，则介于其间的都督中外，性质自当相同。当然，两个职令均定于太和年间，时间稍晚，可是联系道武帝后长期不设此官，从兴安元年起设立了，数目也很少，且未见一例可以证明已形成都督中外拥有实权的制度(见下)，则据此推定太和职令这种规定乃长期习惯之制度化，是有理由的。 其次，据万斯同北魏及东魏将相大臣年表，自兴安元年至东魏亡，前后仅有都督中外九人，即宗爱、元寿乐、元云、冯诞、元干、尔朱荣、高欢、高澄、高洋。万表漏载二人，即孝文帝时之元勰，及前废帝时之尔朱兆。[81] 这十一人可分两种情况： 一种是尔朱荣、兆、高欢、澄、洋五人。当时京师洛阳、邺已无重兵，[82]他们都主要依靠自己的地方军队遥控京师和皇帝。如尔朱荣靠的是以契胡族为主的并、肆诸州军队；高欢靠的主要是六镇起义后屡经演变，最后驻扎在并州一带的鲜卑军队。两人掌权虽时间相隔数年，但都常住根据地晋阳(今山西太原)，而对京师、朝廷实行“遥制”[83]。所以其都督中外的头衔，和南朝诸篡位前权臣几乎一样，是自封，以提高声望，作为篡位阶梯。这就是说，其性质与太和职令规定一致，是虚衔、荣誉衔。 另一种情况是其他六人：[84] 宗爱：乃宦官，兴安元年暗弑太武帝，矫皇后令，杀贵族大臣，立吴王余。吴王余以爱为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等。在这之前，长期不设都督中外，动乱之际忽然设立，除提高声望外，或许宗爱还想行此汉制，借以控制京师全部军队，所以称他“兼总戎禁”，可是八个月后吴王余、宗爱全被杀，此制并未固定下来。 元寿乐：兴安元年在吴王余、宗爱死后，因对文成帝“有援立功”，被拜都督中外。可是一个月后便因与另一拥立有功大臣“争权”，并赐死。自此又是十四年不设此官。 元云与元干：献文帝天安元年(公元466年)，任城王云“拜都督中外诸军事、中都坐大官，听理民讼，甚收时誉”。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只提元云为中都坐大官所起折狱作用，[85]而不及都督中外。又《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二明帝泰始六年（公元470年）：皇兴四年(公元470年)蠕蠕犯塞，献文帝亲征，以京兆王子推等督诸军出西道，任城王云等督诸军出东道，汝阴王天赐等督诸军为前锋，陇西王源贺等督诸军为后继。元云竟被派出征讨，至于都督中外诸军，保卫京师、宫城的任务，另有殿中尚书吕罗汉与尚书右仆射元目振组成尚书留台承担，与他无干。[86]再看元干。太和二十一年(公元497年)孝文帝南讨，诏以司州牧、赵郡王干“都督中外诸军事”。可是据《魏书·李彪传》，“车驾南伐，彪(时为御史中尉)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参理留台事”，而不及官位比他们高的都督中外元干。又元干在这期间有不法行为，李彪屏人告戒他：“殿下，比有风闻，即欲起弹，恐损圣明委托之旨，若改往修来，彪当不言，脱不悛改，夕闻旦发”。李彪口气也不像在向一个总管留守诸军事务的长官讲话。将相隔二十多年的元云与元干事联系起来，可以推定，他们的都督中外很可能只是荣宠。元云平日实际只掌中都坐大官折狱事，中外诸军事务分别总于皇帝；有了战争，中外诸军另有留台尚书兼管，自己则被派出征讨。至于元干之所以拜都督中外，大概是因为孝文帝感到自己连年征讨在外，主要负责留台的李冲、李彪虽然忠诚，毕竟是汉人；对任城王澄又有些顾虑，[87]元干德才虽差，但毕竟是亲弟，给他一个很高荣誉衔，多少过问一些留守事务，是可以起到牵制作用的。 冯诞：乃外戚，“无学术，徒整饰容仪，宽雅恭谨而已”。一生无任何政绩可言，亦无军事才干，只因是文明太后之侄，又与孝文帝私人感情特别好，故多历实际政务很少或完全是虚衔的美官、显官，其都督中外当属此类。 元勰：乃孝文帝亲弟，以侍中、司徒身分随驾南伐，途中孝文帝病重，“诏勰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摄六师”。孤立地看，此处都督中外似乎是一个有实权，总管全部南征军的最高统帅，但联系太和职令和上述北魏故事分析，应该说，还是将它视为虚衔、荣誉衔比较妥当。不然便不好解释为什么一年多以前罢免的赵郡王干，同是都督中外，不但未随军，而且在留守大臣中实权也不大。我推测情况大概是这样的：孝文帝病重，想让元勰“总摄主师”，但名义上他是司徒，是文官，要有个武官头衔方能名正言顺。而按太和第二次职令，可能为了防微杜渐，一、二品官中已无实职武官，因而只能给虚衔。照说，元勰既是司徒，要给便得给一品官中班次在三公前的大司马、大将军才合适；可是当时孝文帝次弟，即元勰之二兄元禧已是太尉，按制度班次在大司马、大将军之后，弟先于兄，也不妥。所以只得以元勰为官位低于司徒，然是武官头衔的都督中外(司徒正一品，都督中外从一品)。也正因这都督中外是为了名义上临时统军方便而设，等打退梁军后，元勰仍以司徒身分出现，都督中外便不提了。 此外，还有一个情况应予考虑，即北魏自宣武帝以后，除末年尔朱荣等五人相继权重自封外，凡皇权强大或能自主之时，都督中外均无生拜，只有死赠[88]。或许这是南朝都督中外频频成为篡位阶梯，忌讳日益加深，带给北朝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