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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皇帝和大臣们并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赵充国现在率领万余骑兵部队在外作战，对于国家的后勤是个沉重的负担，赵充国不趁现在能获取水草之时进攻对方，等到冬天苦寒之时，羌人以牛羊为食，藏在险要的山中，而我方一者不能就地解决一些粮草问题，二者冬天苦寒，士兵不能适应，势必不利。宣帝于是下诏书谴责了赵充国，并任命将领率兵征讨罕、开羌人，而且要求速战速决。 赵充国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力劝宣帝收回成命。他指出：“现在羌人时时准备攻打敦煌和酒泉，我惟恐担心两地的兵力不足以抵挡他们的进攻，现在却要派遣两地的军队去进攻他们，羌人现在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发兵进攻他们不仅会因为实力的差距而战事不利，还会让他们的结盟更为稳固。先零羌起兵为叛是有罪的，罕、开羌并未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增加一个仇敌。如果先打罕、开，先零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坚其约，合其党。他们再迫胁诸小种，附着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寝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繇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这样才勉强说服了皇帝。（兵法上说：兵贵速，不贵久，但是如果只从表面上理解，那么其结果将是，皇帝表面上是追求了速度了，可是实际上却拖延了战争；而赵充国表面上是使战争持续的时间角长，而实际上是却是速战）。 不久，赵充国进兵先零羌占据的地区，先零猝不及防，望风而逃，丢下了所有的辎重物资，争先抢渡湟水。有的将领认为这正是聚歼敌人的大好时机，赵充国回答说：“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下令全军不得擅自追击。结果，先零羌淹死数百人、被杀和投降汉军有五百人，尽管主力都安全地渡过了湟水。但是却留下了大量辎重，牛羊十万余头，车四千余辆。随后赵充国又进军到了罕、开地区，严令士兵不准侵扰，部落首领靡当儿到汉军营地说：“汉兵果然笃守信义，不打击我们。”一再表示愿听约束，仍回故地。 赵充国虽然打败了先零羌，但是并没有彻底征服。这时赵充国染病在身，需要休养，由于赵充国正确的战略，羌人投降的人数达到了万人以上，赵充国判断羌人必定会被击败，为了确保边防的安全，他打算实行“屯田之策”，即撤退骑兵，留一万步兵屯田守边。 但是，这一正确的建议又遭到多数朝臣的反对。宣帝派来破羌将军辛武贤，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先零。赵充国再次向皇帝详细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的关系。他指出：“就后勤补给而论，现在我的军队，每月需要大量粮草，全靠内地转运，战事一天不解决，劳役就停止不了；就边防而言，目前的紧张局势不仅仅是羌族问题，羌族问题如不从根本上解决，四邻小国还会一个影响一个地发生变乱。而且羌人强悍，不容易在军事上击败，如果采取主动出击的策略，将要调动大量军队，必定会造成其他防线的空虚以及后勤补给的加重，这于整个国家的边防是不利的。他谈到：’蛮夷习俗虽殊于礼义之国，然其欲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一也。今虏亡其美地荐草，愁子寄托远遁，骨肉心离，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师罢兵，万人留田，顺天时，因地利，以待可胜之虏，虽未即伏辜，兵决可期月而望。羌虏瓦解，前后降者万七百余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辈，此坐支解羌虏之具也。’”与此同时，他提出“班师罢兵，万人留田”的建议，并具体陈述了屯田的十二条好处。 赵充国为坚持屯田之策，秉笔直书，极言利弊，三次上书皇帝。最后汉宣帝终于批准了他的屯田之策。这时，许延寿和辛武贤仍然主张进击羌人，宣帝也予以批准，两策并用，命许、辛和中郎将赵印会师进剿。结果，许延寿收降羌人四千多名，辛武贤斩杀二千，赵印斩杀，收降二千多人，唯有赵充国兵不出营而收降五千多人。于是赵充国又上奏章说：“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七千六百级，投降三万一千二百人，淹于湟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五六千人，现在逃跑的四千兵马，况且罕羌首领表示，要杀死先零羌的首领杨玉，于是请求回军。当年秋天，先零羌首领杨玉果然被部下杀死，其部属四千多人全部归降汉军。 孙子兵法说：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是孙子认为的用兵的最高境界，不仅他本人没有实现过，纵观世界军事史，也只有本文的主人公近似的达到这种境界，本人现以探讨和批判的态度来分析这个观点，有不妥之处，还望大虾指点。 首先我们来看赵充国是如何达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的。 第一个条件，是由汉朝与羌人的国力差距，早在赵充国前往平羌之前，他就说：然羌戎小夷，逆天背畔，灭亡不久，愿陛下以属老臣，勿以为忧。在战略的高度，赵充国就认为汉朝是必然会取得胜利的，采用何种军事策略不同的只在于军事力量使用多少的代价。(最重要的客观条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