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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在否认中华民族的祖先

http://www.newdu.com 2018-01-15 未知 newdu 参加讨论

    闲来翻阅书报,时见一些关于民族问题的高谈阔论,读来常有莫名其妙之感。印象较为深刻的,是某报曾登载过一位专栏作家和从美国归来的学者的对话,可谓是其中的“精彩”之笔。他们说,不知道“黄帝是个什么,比如人、物、部落、种族、兽?”祭拜黄帝“很像电影里的情节,到医院哭爸爸,结果走错了房间。” 而且“中国人自称华夏炎黄子孙这都是汉人热衷的,少数民族都不和我们共享一个传说,他们的传说可能是中原一个邪恶部族崛起对他们烧杀劫掠也说不定呢。”
    受到这些高谈阔论的启发,不得不重新翻阅历史典籍,印证一下它的正误原委。司马迁《史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魏书》载:“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载,先是刘氏匈奴与汉“约为兄弟”,建立汉政权,之后铁弗匈奴“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如果说这些都是汉人史家的“一家之言”,不可全信,那么,在元朝由蒙族人脱脱主持编撰的《辽史》同样具有明确记载:“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北魏几代皇帝都到桥山祭黄帝陵,宇文鲜卑则自称炎帝之后;契丹一直以炎黄为祖先,建祠祭祀,以示敬意。辽圣宗曾在《赐园空国师诏》中,对其“上从轩皇”的族源关系作以表白。倘若有谁敢于说这些史实都是凭空捏造的一派胡言,那他一定是个胆量非凡的人。
    由于自己知之有限,自然不敢妄作断论。可是,白寿彝先生在一九五一年的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也说过:“关于匈奴,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们自称是夏代的部落……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他们自称是‘夏后氏之后’,我们怎么能忽视呢!”范文澜先生则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中写道:“汉族无疑是少数民族的化合体。它的祖先多得很,不仅传说中的黄帝是它的祖先,而且融合进来的任何一个民族的祖先都是它的祖先。”这篇文章也是他在中央党校、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的讲稿,后来被刊登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历史研究》杂志上。在中国史学界,至今比他们更大、更权威的大师还不算多,想必这些话也是有凭有据,不为妄谈。照此看来,中国人自称华夏炎黄子孙并非“都是汉人热衷的”,不仅少数民族“和我们共享一个传说”,而且汉族还与少数民族“共享”许多“传说”。少数民族与汉族拥有共同的(当然不止一个)祖先,在任何一个民族的传说中,都不会视自己共同的祖先为“邪恶”。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黄帝不过是“传说中的传说”,而且是人是神、是男是女,全都搞不清楚,谁要说有过“黄帝”,就必须拿出考古方面的“真凭实据”来,去“让外国人信服”。所谓历史真实,本质上是人类物质活动、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世界的真实。考古发现不过是一种发现的真实,他并不能代表未曾发现的历史及其全貌。神话本身作为集体记忆和族群认同的产物,对于生活的整体反映更为广泛而典型,对于复归历史原貌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可信性。神话和史诗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之一,正是这些无文字可考的文化遗产,使至少包括人类历史的“五分之四”,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衔接起来。谁也不能说,在已有文字记录和已经得到考证的范围之外,人类没有历史。而且,谁也拿不出千秋百代的尸骨和家谱,来证明自己的先祖和姓氏。至于自己有没有祖先,自己的祖先是个什么,首先是要自己“信服”。公元前十一世纪到九世纪那段与《荷马史诗》相对应的希腊历史称为“荷马时代”,而《荷马史诗》不过是公元前六世纪才形成文字的口头传说。
    创生神话是所有民族不可亵渎的历史。正如德国哲学家谢林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能从自己的神话上判断自身为民族时,才成其为民族。”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本质上是文化认同的一体,而不仅是血缘传承的一体。所以,中华民族同为“炎黄子孙”。三皇五帝正是中国神话核心的化身,及其民族大家庭形成的标志和情感指归的标尺。当年,以摧毁三皇五帝系统及其华夏一元观念为发端的“古史辨派”,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又发出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呐喊。其代表人物顾颉刚先生的解释是,如果不谈民族的时候全国能够团结为一个民族,而谈民族的时候却使团结已久的人民分崩离析,我们岂不成了万世的罪人,还有什么颜面立在这个世界之上?
    英国哲学家罗素认为:“知识是没有力量的,信仰才有力量。” 对于不信仰上帝的人来说,即便找到了诺亚方舟,那也不过是一条普通的船。假如没有三皇五帝,没有各民族的神话始祖,没有了民族精神的依附,历史剩下的那些坛坛罐罐还有多大意义!一个族群遗留下来的文物可能数不胜数,但其最为久远的创生神话只有唯一。
    每当读到那些质疑自己的祖先和民族历史的文字的时候,总会想到一位从来“都不和我们共享一个传说”的美国人,就是曾在抗日战争期间由罗斯福提名,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这位“不到黄河不死心”的地缘政治和历史学家,于一九二四年开始中国的“边疆之旅”。他先是到了呼和浩特,又跟随骆驼商队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天山山脉,到达印度的克什米尔,后来在妻子的陪同下对中国北部长城一线进行实地考察,反复出入蒙古、东北、华北、西北诸省和西藏,历时十五个春秋寒暑,完成了不朽著作——《中国的边疆》。他以翔实的资料和充分的论证向世界宣告,中华民族是个与生俱来的整体:中国决不是由哪个民族的征服或者压迫形成的,所谓各个民族的起源,实质上都不过是一个共同种族之间所产生的差异;繁衍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中华祖先,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选择了不同的生存方式,由此产生了农耕、游牧和采取其他生产、生活方式的民族。同时也会想到另一本书,就是日本东亚研究所编写的侵华部队的专用教材《异民族统治中国史》。书中把汉族之外的民族称为中国之外的“异民族”,并且“联想到过去统治中国的历史本身”,把“异民族统治中国的事迹”作为日本统治中国的根据。三者相较,心中不禁生出一丝隐隐的悲哀。
    三尺之上有神明,祖先离我们并不遥远。一个中国人应该尊重、珍惜和爱护民族的历史,起码不要拿自己的祖先开涮。更何况,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巩固与发展的客观依据,也是其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对于民族历史问题的探讨,万万不可信口开河。否认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共祖,也就等于埋下了民族分裂的隐线。(白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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