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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歌剧《白毛女》的通信 张拓同志： 来信悉。你提的问题经过我们二人共同回忆，答复如下： 有关白毛女的传说在晋察冀边区形成之后，曾通过多种渠道传到延安。但引起鲁艺同志注意并决定创作为歌剧，是在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之后。他们在晋察冀三分区完唐一带演出时，听到了广泛流传于民间的有关白毛女的传说。鲁艺的同志认为这个故事非常适合用歌剧的形式去表现。那时，我们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取得了秧歌运动的初步经验，对创作民族新歌剧也感到有信心。鲁艺的领导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戏剧音乐系，组织了力量投入创作。 歌剧《白毛女》是动员了鲁艺全院大部分力量通过新型的集体创作的方式完成的。周扬同志自始至终关心它的创作，在遇到各种困难时他总是给我们帮助和指导，使之顺利解决。张庚同志具体地领导着剧本和音乐的创作，从讨论大纲到剧本、歌词、曲谱的定稿，直到完成舞台上的演出无不渗透了他的心血。在他的领导下，又有剧本、音乐、导演等集体各自完成创作任务。 西北战地服务团回到延安后，作了几场汇报演出，然后它的成员即转入鲁艺的各个系。邵子南同志当时在文学系，由于他在西战团时接触过白毛女的传说，收集过有关的资料，对写作此题材有兴趣，因此也吸收他参加创作集体，由他执笔写了最初稿的前一部分（未全部完成）。第一场配上秦腔郿鄠的曲调试排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认为此稿不适合舞台演出，故事情节的安排及人物关系都有许多可以商讨的地方，需要重新结构，推翻重写。同时，也认为采用秦腔太陈旧，音乐的写作要另辟途径。邵子南同志是个性很强的作家，这些要求与他的设想未能符合。因此，他收回了初稿，退出了创作组。领导上就决定由原来已参加创作组的贺敬之同志根据集体讨论的方案执笔重写。其后，由贺敬之同志执笔的全剧彩排后，邵子南同志对演出有不同的意见，就在墙报上发表声明，表示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与他无关。但邵子南同志走的第一步是值得我们怀念的。在1950年修正本出版时，贺敬之、马可二同志写的前言中说：“邵子南同志，他是这一剧本创作的先行者，他曾写出了最初的草稿。虽然，以后这个剧本由别人重写，但他的草稿给予后来的人以极大的启示和帮助。”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歌剧《白毛女》是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力量完成的。这不仅是一般意义所说的集体创作，而是具有更广泛的涵义。这流传于民间的传说就是人民智慧的结晶。在形成剧本时又经过很多人的研究和补充。当时在张庚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创作组，从导演王滨、王大化、张水华同志（后来又增加了舒强同志）直到所有主要演员都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所有人物关系、戏剧情节直到人物的名字都是集体设计的。王滨同志非常有想象力，杨白劳的名字（地主坐享其成，佃农白劳动）、吃饺子的情节都是他提出的。执笔者贺敬之同志非常尊重集体的意见（王滨同志在后一阶段偏重于剧本的设计），他周密地考虑这些意见，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写成剧本。由于贺敬之同志积累了秧歌运动的经验，他写的唱词符合人物性格，富有激情，体现了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创作个性；同时也非常适合于音乐的发挥。写最后一幕时，他因病住院，同时考虑到缺乏在敌后生活的体验，特请了敌后来的同志出主意，并由丁毅同志执笔。当时鲁艺没有正规的排练场。天冷时，常在院子里一面晒太阳，一面排戏，四周就围满了人。其中有鲁艺的教员、同学、炊事员，还有桥儿沟的老乡。他们一面看，一面就评论，凡遇到不符合农村生活细节的地方，就会提出建议，很多地方我们都吸收了。全剧总排时，对黄世仁是抓起来交政府处理。当时鲁艺的炊事员同志就强烈地不满意这样的处理。正式为党的七大代表演出的第二天，传来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他说：黄世仁这样的恶霸地主是打击的对象。就改为判决枪毙黄世仁。从这以后，在无数次的演出过程中，又听取了大量的意见作了修改。所以，这个戏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创作。 根据以上情况，在延安发表剧本时，署名问题经过院领导同志周扬、张庚、王滨等同志的讨论，决定剧本的创作者为：延安鲁艺工作团集体创作（重版时改为：延安鲁迅文艺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时，署名问题又经过中央文化部的审定。在延安时参加音乐创作的有马可和我们二人，向隅同志担任乐队指挥，他也写了部分音乐。1946年在张家口时，焕之同志参加了音乐的修改。1950年在北京对全剧作了较大的修改，剧本全部由贺敬之同志统一调整、修改、润色；音乐部分的修改由马可、陈紫、刘炽同志完成，我们二人未参加。因此，1950年以后音乐创作者有所增加。 回顾《白毛女》的创作过程，我们特别怀念已经去世的王滨、王大化、马可、向隅同志，他们对《白毛女》所作的贡献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暂时写到这里，不知对你有无帮助？ 此问 近好！ 瞿维 张鲁 1986．6．15 补充两点意见： 1）根据回忆，1944年秋（时间记不太清）晋察冀林漫同志……（原复印件字迹不清——本刊编辑注，下同）同志一份有关《白毛女》传说并编成故事，当时周扬同志……材。 2）四川《当代文坛》1985年第四期发表题为邵子南与《白毛女》，我看后，感到与当时事实不符，因为我从头至尾一直参加了《白毛女》音乐创作。 张鲁86年7月12日 瞿维、张鲁同志所谈情况很符合“白毛女”当时创作情况，我们同意此材料。林白家乙7月12日 同意以上意见。李波1986.7.21 同意上述同志的意见。韩冰1986.7.22 同意瞿维等几位同志写的材料，合乎事实。张庚1986.7.24 延安时期所创作的大型歌剧“白毛女”的全部创作过程我是目击者，瞿维、张鲁二位同志所写材料全部属实。王昆1986.7.27 瞿维、张鲁二同志写的情况完全属实，我很同意。张守维1986.8.3 同意瞿维、张鲁二同志的意见。舒强1986.8.6 同意上面的意见。陈强1986.8.9 □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3期) 瞿维 张鲁 谈歌剧《白毛女》的创作过程 2010年10月23日，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歌剧《白毛女》研究课题组的同志就歌剧《白毛女》的初创过程对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毛女》在延安首演时喜儿的扮演者王昆同志进行了访问。下面是访问记录，并经王昆同志审定。 问：王昆老师，您是喜儿的首演者，对歌剧《白毛女》剧本的最初创作过程最了解。我们这次来打扰您，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当时创作的具体情形。近来有一些人在各种场合散布说：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是根据邵子南的剧本改编的。剧本的结构、主要情节都是他的，贺敬之、丁毅只是写了唱词和对某些不合理的情节和场次做了删减。 王昆：抗日战争接近尾声阶段，晋察冀边区流传一个民间故事，叫“白毛仙姑”。西北战地服务团奉调回延安，邵子南写过一个剧本叫“白毛仙姑”，据我知道只排演了一两场戏，后来被领导否定了。 问：请您详细谈谈邵子南的本子与贺敬之执笔的本子有什么不同。 王昆：我没看过署名邵子南的剧本。只是在排练场看过最初的排练。剧本结构和后来贺敬之他们的本子根本不一样。这一点，早在多年前，上海的张拓来访问我，我已经很清楚地说过了。当时《白毛女》的主要创作人员都健在，都做过证明。 （一）结构不一样。比如说第一场，杨白劳是怎么死的呢？邵子南的剧本是杨白劳卖豆腐回来，经过一个山坡，被黄世仁派的打手推下山坡，摔死了。据说邵子南的剧本只写了两幕，没写完。 （二）唱腔也完全不同。邵子南写的那两幕，用的是秦腔谱曲。比如，有个唱段是王大婶上场唱的，演王大婶的演员叫邸力。邸力是个话剧演员不会唱歌，但是组织上派了她，她也就学着唱。我在窑洞里听她反复练习。比如：（王昆用秦腔唱）“耳听庄上打头更，天上的乌云遮星星，杨老汉二道崖丧了命，众人就把尸首抬回村。”第二段是：（王昆继续用秦腔唱）“杨老汉二道崖丧了命，红喜女还不知情……”黄世仁有一段唱：“咱村里那呼咿呀嘿，有一个杨白劳，他的女儿长的好，十七十八生得俏……粉红的脸蛋弯弯的眉毛……捏她一把好比吃仙桃。”这就是邵子南的第一幕中的唱段。 问：《王昆评传》第93页中说，邵子南剧本当时只在排练场排了一场，周扬等同志来看了以后认为这样的创作和表演“形式太旧了，不能表现有反抗精神的新时代的中国妇女”。这就是说，第一稿的创作内容和表演形式都被否定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王昆：可以。主要是周扬同志在审看之后，觉得这么好的一个题材，用秦腔太陈旧，这种形式不适于表现这一题材。于是，又重新结构，重新作曲。 问：重新结构，重新作曲？ 王昆：对！周扬同志说：“因为我们马上要胜利了，新的局面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新的气象、新的味道。秦腔是古老传统的剧种，当然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但不能表现当前我们军民的新的精神面貌。”比如说，抗战初期曾经有一个描写贺龙的戏，演贺龙的演员，脸上画上大花脸，背上插上四个花旗子，台的两边站了四个龙套，也是小花脸打扮，贺龙一出口就是“俺，贺龙！”贺龙一看这个戏，当时就拂袖而去，一边走一边气呼呼地说：“老子就是这个样子？不看了！”当然也有利用旧的音乐而成功的戏，比如《牛永贵负伤》、《陈家福回家》都采用了秦腔或郿鄠的曲调，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周扬同志说：“《白毛女》的主题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么大的一个题材，怎么能沿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来表现！？”那时候不少同志都感觉到邵子南写的那两幕不足以表现我们新的生活、新的感情，于是才决定重写。 问：您能谈谈重写的情况吗？ 王昆：重写在张庚的领导下，集中了延安鲁艺的一些精英人物，比如王彬、水华、王大化等人，作曲家有马可、张鲁、瞿维、向隅等音乐家。确实有了新的面貌。 问：邵子南的稿子被否定之后他主动退出剧组，并且在鲁艺的墙报上贴了小字报，声明以后的歌剧《白毛女》和他没有关系。您了解这个情况吗？ 王昆：了解，是他自己退出的，后来再也没有参加。 问：您是什么时候参加《白毛女》剧组的？ 王昆：1944年冬天。那一年我19岁，跟西战团回到延安之后，鲁艺正在热火朝天地向民间学习，我很受鼓舞。当时我无论去种西红柿，或是去食堂的路上都不停地唱民歌。有几天我发现张鲁总是跟在我后面，或是驻足站在远处听我唱歌。后来张庚同志把我叫到《白毛女》创作组，说是要我参加排练。可能因为我年龄合适，又有农民生活。可巧林白（演“喜儿”的演员）住院一时不能来排练，就让我演“喜儿”了。 问：当时给中共“七大”演出情况您还记得吗？ 王昆：我不记得究竟演了多少场。有人说几十场，我记得没有演出那么多场。因为很快日本鬼子投降了，要准备离开延安。鲁艺组织了两个团，一个到华北，一个到东北。我和《白毛女》的大部分演员到了现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解放区。在这里有一次我三天演了六场，原来的第四幕一共三场戏，完全是独角戏，是表现喜儿独自在山洞的生活和心情的，唱功很多。整幕完全都是唱，后来把这个第四幕全删掉了。因为战士和群众都在冰天雪地里看我们演出，不合适。 问：关于最初决定搞歌剧《白毛女》的情况，周巍峙同志在《〈讲话〉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一文中说：“中央决定在1945年召开‘七大’，鲁艺就忙着为‘七大’准备演出。鲁艺院长周扬同志召集前方回来的同志商量为‘七大’演出献演剧目，当时我也参加了这个会。邵子南同志把他在晋察冀边区收集到的关于‘白毛女’的民间传说故事，做了较详细的汇报。周扬同志听了很高兴，他说，白毛女受迫害，在山里躲了三年，头发都白了，很有浪漫色彩，可以写个歌剧么。当时就让参加会议的张庚同志成立一个组，负责创作和演出这个歌剧。另外成立一个话剧组，负责为‘七大’演出一个反映前方斗争的新的话剧晚会，指定我负责这个工作。”（见《回想延安1942》，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年）在这以后，周老还有什么说法吗？ 王昆：周巍峙同志说过：“《白毛仙姑》第一稿是邵子南独自创作的。试排了第一场，进行了讨论，但后来因为创作思想不一致，邵子南退出了创作组，声明这以后《白毛女》的歌剧创作就和他无关了。”周巍峙同志说:贺敬之和丁毅在张庚同志的领导下，对《白毛女》重新进行结构，重新进行创作，周巍峙说得很清楚，“不是根据邵子南剧本改编的”。 问：这就清楚了。 王昆：戈焰同志虽是“西战团”的人，西战团回延安，她留在晋察冀不在延安，《白毛女》创作过程中她不了解情况，别的人也拿不出支持她说法的证据。周巍峙几次明确地对戈焰说过：“历史事实很清楚，不要再纠缠了。”贺敬之他们重新进行结构，重新进行创作，不是根据邵子南剧本改编的。有些人是惟恐天下不乱，要出这个“风头”。 问：是。关键点——这就都搞清楚了。 王昆：在《白毛女》的前言中，贺敬之写道：邵子南是“先行者”。“西战团”的贾克同志在1996年有一篇文章，我也看了。文章里一点儿也没有说新本子改编自邵子南的剧本的意思。贾克说他也参加了讨论，写了中间的一段词，但是后来贺敬之他们执笔的时候，只留了个别的词句。比如说，在“哎呀，来了队伍了”，“他们跟别的不一样，在头上戴着大草帽，脚上穿着没有鞋帮的鞋”这一段，只有“没有鞋帮的鞋”这一句是贾克原来的。这可能是北方人对红军的第一印象。红军是南方来的嘛，他们穿的是草鞋，没有鞋帮，上边拿几条绳子这么编起来的，红军都是这么穿，我也穿过这种鞋。这对于北方的老百姓来说很新鲜。 贺敬之一直刻意保留这句话。贾克说既然已经说了集体创作，把他们的劳动也包括到集体创作里边了。其实参加演出的演职员们在不断的演出过程中都有很好的意见被采纳了。如陈强的黄世仁唱段，有些是陈强自己发挥的。 再比如，杨白劳、黄世仁、穆仁智这些名字，就是四川的老戏也有这样做法，穆仁智就是“没人志”，黄世仁就是“枉是人”，杨白劳就是“白劳动”。邵子南是四川人，这些人名是邵子南起的，贺敬之他们没有改。说老实话，当时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比较少，用老话说：“什么谁的不谁的”，没人在乎这些。那时候，大家过着军事共产主义生活，都吃大锅饭，一律穿八路军的军装。为了给“七大”演出这个戏，大家齐心协力，哪有什么将来这是你的作品我的作品的计较呢？也没有人去想到将来能不能获奖？成名不成名？ 就这么点儿事，干嘛老是扯不清?事实清楚，大家都可以证明，而且周巍峙同志从来没有讲过贺敬之的《白毛女》歌剧本子改编自邵子南的，也没讲剧本这个结构是邵子南的，没有的。 另外，河北电视台电视片《北风吹》里边讲：“周巍峙说过，《白毛女》歌剧是参照林漫（李满天）搜集的民间故事创作的。”周巍峙自己从来没有说过这个话，希望他们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大家都要尊重历史事实!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1年第2期)王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