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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困难时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中国共产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还对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对文艺工作，制订了《文艺十条》、《文艺八条》。 1961年6月，周恩来总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倡导文艺民主。随后，文艺界出现某种松动。 1961年到1962年，戏曲界在“挖掘传统”的口号下开放了一批传统剧目。外国戏剧和电影也较多地出现在中国的舞台和银幕上。广播电视中传统节目和外国节目都有所增加。一度，社会上大演喜剧成风，多少有点苦中作乐的意图。电视屏幕立即有了反映。 1961年，北京电视台第一次制订了一个非“跃进”的、强调扩大取材范围、以提高质量为重点的工作计划，并得到了广播事业局党组和编委会的首肯。局长梅益还指出，电视应比广播更进一步地和当地人民的生活联系起来。不但要有意义，而且要引起观众的兴趣。山水风景也应该有，扩大取材范围还包括今后有更多的娱乐节目。此时，北京电视台的领导根据中央精神，要求文艺组举办一些有益无害，不太强调政治内容的娱乐性节目，以健康的笑声活跃群众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三次“笑的晚会”应运而生，这是早期电视中不多的引起热烈反响的事件。 第一次“笑的晚会”是1961年8月30日描出的。内容完全是相声，电视导演是笪远怀。擂出后收到100多封来信，表示支持，要求再办。 受到鼓舞的电视台于1962年1月20日举办了第二次“笑的晚会”。这次仍以相声为主；但为了弥补前次以相声的语言艺术为主、视觉形象不够丰富的缺点，增加了其他形式的喜剧节目，如话剧片断、独角戏，洋相和笑话。这次节目开始聘请名演员来当艺术指导，总导演是耿震，电视导演是王扶林等。演播时参考外国电视台的做法，布置了一个茶座式景区，演员分散围坐着，既是表演者，又作剧场观众，使晚会气氛更加轻松活泼。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方琯德担任节目串联。开始时屏幕上出现了一把扇子，扇子折起，露出后面方的一张苦脸。方说自己从出娘胎到现在都不会笑。这时马季出来演第一个节目“笑一笑”，使方的苦脸稍有好转，然后逐个节目都发生变化，最后哈哈大笑。 这次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事后引起了争议。这是多口相声“诸葛亮请客”，用了类似荒诞剧的表演方法。相声说的是：失街亭的诸葛亮命令将士出兵，将士不肯，要求诸葛亮请客。正无计可施之间，一名演员迟到，他还没吃饭，手里提着一包高级点心，诸葛亮便借花献佛，每位演员分到一块点心后都满意而去，只有那位饿着肚子的演员反而没有分到，苦着脸无可奈何。演出后国务院办公厅有位负责人来信，说在当时粮食紧张的情况下演这个节目是讽刺了当时的粮食政策。但大多数观众嗅觉没有那么灵敏。 在一片赞扬声中，北京电视台又筹办了1962年国庆前夕的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的艺术指导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添，相声名演员侯宝林，特邀导演是青年艺术剧院的杜澎，电视导演王扶林等。这次晚会想改变历来国庆晚会的习惯做法，标一点新，立一点异，着重表演，减少说唱，加强形象性。于是确定晚会以电影话剧演员演小品的形式为主，并动员了人艺、青艺、北影、上影、中央实验话剧院、八一电影制片厂、儿童艺术剧院、总政话剧团八个单位，组成了强大的演员阵容。 晚会开始，几张笑脸从画面四角移出来，组成“笑的晚会”四个字。 侯宝林说开场白，他身上挂着许多布条：安全员、检票员、动物园管理员、秩序维持员……他要求大家不得在场内吃东西，不准带小动物入场。场內可以哈哈大笑，捧腹而笑，可以微笑、干笑、嘲笑、傻笑、苦笑、哭笑，就是不许怪笑。 节目五花八门。有话剧演员无实物练习小品“吃鸡”；有模仿北京小贩街头吆喝声的配乐合唱“市井大合唱”；有讽刺不肯让座的小品“在公共汽车上”；有讽刺不遵守公共秩序的钓鱼人和游泳者的小品“一张照片”；有一人表演三个角色的独角戏“不速之客”；有滑稽动作“变脸”；有模拟公鸡下蛋的小品“来亨先生”；有后来被上纲为宣扬“和平共处”的小品“驯虎女郎”；有讽刺懒人被蚊子骚扰的小品“熏蚊子”；有被滑稽处理了的京剧、话剧片断和独唱、对唱；还有著名电影演员陈强从延安时期就保留的活宝节目——“光棍哭妻”，等等。这些节目有的事先未经审查，有的演出时临时变了样。演员们反对审查，他们说，艺术创作的规律是凭灵感，喜剧表演主要靠激情，一审查就不可笑了。 第三次“笑的晚会”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大多数观众还是赞赏的，但出理了一些尖锐的批评。一位署名“对你们的节目表示愤怒的一观众”来信说，“国庆节前夕笑的晚会中大部分的节目是多年来在机关、团体内部举办的小型晚会上司空见惯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艺术性的，迫不得已在朋友们面前耍耍活宝以博得谅解的一笑的洋相，想不到居然在国庆前夕，在参加庆典的外宾云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电视节目中揩出，简直是令人难以想象。这纯粹是以廉价的方式来向小市民趣味讨好。”这封有代表性的来信反映了一些严肃的观众对电视及其节目相当郑重的看法。 其实，第三次‘笑的晚会”虽然思想性不强、格调不高，却并没有违背“不要太强调政治内容”、“有益无害”的初衷，节目也并非全无意义。总的来说，它是受到观众欢迎的。但经过几次类似的晚会，观众的要求、期待提高了。尽管演员们越来越卖力，越来越出格，一些观众仍认为某些节目“并不好笑”。更多的批评是说它“庸俗低级”。这些批评不仅由于中国人历来比较庄重严肃，可能还由于重提阶级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刚刚结束。意识形态的空气再度紧缩，社会思潮进一步左倾，人们对阶级斗争的看法也不同了。为笑而笑也不行，无害多了便是有害。电视台内部统一了思想，认为第三次“笑的晚会”是不好的，失败的。在近于挑剔的眼光看来，几次“笑的晚会”都有问题，第一次是思想性不强，缺乏新内容；第二次已经有了“为笑而笑”的倾向；第三次则是庸俗低级，甚至是“修正主义”的。“笑的晚会”成了不光彩的、讽刺性的贬义词，两年后更是被扣上了许多政治大帽子受到内部批判。 不过，比较而言，这种压力还不算十分严重。 1964年2月，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迎春晚会”，因“表演庸俗”问題受到批评．6月27日，毛泽东亲自在中宣部文艺处起草的整风报告中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①前一年的12月l2日，毛泽东还有一个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础怪事。”②这些充满浓烈火药气味的断语，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山兩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 中国的文化艺术界尽管自己也承认有许多缺点毛病，但做梦也想不到后来会受到那样严酷而不公正的待遇。 戏曲《红梅阁》、《李慧娘》、《桑园会》、《武家坡》、歌剧《蝴蝶夫人》等都被禁播，“笑的晚会”从此收场，一别多年。 但是，“笑的晚会”的影响是抹煞不了的。80年代后以相声、小品等喜剧节目为骨干的春节联欢晚会，从形式到内容都遗留着“笑的晚会”的痕迹。自然，“笑的晚会”所提示的“正确对待观众趣味，恰当估量观众水平”的教训，对创作和表演，从思想上和艺术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是值得后来者深思的。 （bazaar摘自《中国电视史》，作者：郭镇之，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日期：1991，大楼东识别，整理，2006/05/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