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随身带的干粮，沿途他几乎不吃其他东西，“馋极了”的时候才会在路边买碗豆腐脑儿喝。而一旦回到家，他便会一整天一整天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抄写歌谣，为了提神，他一晚上能抽两包烟。 这些年里，大女儿赵倩几乎忘了“自己还有一个爹”，同学对她说，“你爹不教你功课，我们教你”。而妻子王小菊则经常要一手哄着小女儿赵厚迪，一手干农活儿。有一次，气急了的她想把丈夫的手稿“都撕了”，结果赵中田“疯了一样地抢走书稿”。 “他就把我推倒在地上，还踢了我两脚。”王小菊回忆，这是婚后丈夫唯一一次打自己。 她说，赵中田其实是个好人，吃饭的时候会把“鸡蛋和豆芽菜留给女儿”，“自己连咸菜都不舍得吃”。 “就是中邪了。”这个40多岁的女人用手捂住了脸，不让眼泪往下淌。 “他是要做一件大事，他一辈子就只做这一件事。”在赵中田的老同学布茂岭看来，赵中田这样做是因为骨子里是个“有家国情怀的文人”。 在赵中田的房间里，墙皮已经脱落得所剩无几，但在最显眼的位置上，却贴着一张宣纸，上书三个大字：“琴鹤堂”。据典，宋朝名臣赵抃曾孤身一人入川为官，仅一琴一鹤相随。其时为政清廉，并用鹤头上的红色勉励自己赤心为国。 赵中田告诉记者，自己就是赵抃后人中的一脉，“有族谱为证”。他还为自己制了一枚“琴鹤堂”的刻章，他坦言，抢救运河民谣不失为“继承前人遗风之举”。 “时代就像列车，你可以把传统文化放在最后一节车厢上，但不能把它彻底地甩走。”赵中田很认真地对记者说，“这些想法我从没跟别人说过，别人会觉得我是个疯子。” 很少有人知道，从决定开始这段“苦旅”时起，这个自诩为“穷文人”的山东农民就在自己的书柜上用黑色水彩笔写下了“人生当为一事谋”这7个字。从家里买了14英寸的黑白电视开始，他每天收看《新闻联播》，只要看到与“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新闻，都会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里。 他曾先后向省市县三级的60多个部门累计发出过400多封求助信，请求将搜集到的民谣用书籍的形式保存下来。他甚至还向市领导寄去过一封“血书”，落款的时候是“咬破手指按下的”。 然而，求助信大多泥牛入海，仅有的回应也显得尴尬。 一位市文化局的领导将赵中田叫进办公室，给他两条路选，一条是“献给政府”，一条是“卖给政府”。另一次，赵中田打听到一位县领导“爱写诗”，“是个文人”，便趁着政协会议召开的时候闯进了他的房间，结果领导倒也热情，却将话题岔开，给赵中田讲起“蚩尤的故事”。 而真正的噩梦出现在2005年。这一年，母亲陆涛芹病重卧床不起。在那之前，这位在大槐树下给儿子唱民谣的老人只要想起一首新的歌谣，便会拄着双拐下床，坚持走到赵中田屋里唱给儿子听，20多米的路程却往往要休息四五次。 就在这年的清明节，赵中田带着30元去镇卫生院给母亲抓药。在路上，他碰见了几位能哼唱过往民谣的老人，为感谢他们，赵中田用这30元请了老人们吃饭。但就在三天后，母亲便去世了。 去世前，母亲还在问儿子，“书什么时候出？” 赵中田不想辜负母亲的希望，但他也已经50岁了。冬天的时候，他开始要穿棉裤、棉鞋，戴上棉帽，而这些都是他从前不需要的行头。那些还记得民谣的老人也越来越少了。赵中田说，几年间，曾经寻访过的老人们已经死了十之八九。 运河沿岸的村庄也变了许多。古老的歌谣没了，刚上小学的孩子就会哼唱流行歌曲，古老的游戏没了，年轻人更喜欢推牌九甚至赌博。一些沿岸的关帝庙因为土地开发而被连根拔起，而那些他曾记录下的夯歌，也随着“机夯”的重现而彻底消失了。 民谣带给他的，似乎只剩下了些许的名声。一些人请他修家谱，当地的报纸请他撰写与民俗相关的文章，为了养家糊口，他大多没有拒绝。但他不再长期外出，出门寻访时，也开始习惯于在运河沿岸的槐树下睡个懒觉，偶尔，还会学着夯工的样子，哼上几句再没有人能听懂的夯歌。 但每逢清明，他都会到母亲的坟前，将所有整理好的民谣手抄本一本一本铺开，在母亲的坟前围成一个花圈。 他曾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终点。他甚至还托人写了一副对联挂在“琴鹤堂”三字下面：欲献璞璧慰双亲，报国报恩两无门。 然而，命运却在此时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一些媒体开始报道赵中田收集运河民谣的故事。而各方的态度也随之改变，有地方官员称，赵中田抢救了运河沿岸“濒危的民间文学”，也有专家评估，赵的这些田野调查资料堪称“当代国风、现代乐府”。 而就在去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其提供了5万元的资助资金。利用这笔资金，他搞到了书号，并出版了3000册的《运河民谣》，还余下了4000多元，最终他放弃了购买录音笔和数码相机的打算，又买了一辆崭新的摩托车。 拿到书的时候，他专程到母亲坟前烧了两本新书，他一边磕头一边说：“儿子又要上路了。”（林衍 文/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