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必居 北京的老字号是宝贵的财富，是老北京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字号大都有流传下来的牌匾，这也是老字号的无形资产。牌匾基本是历史上各界名人所题，但其中一部分真假莫辨。如都一处烧麦馆是否为乾隆所题？如瑞蚨祥绸布店的牌匾，至今不知何人所写；再如六必居、鹤年堂的匾，一直传说为明嘉靖年间的奸臣严嵩所书，是否如此？其实是很令人 怀疑的。 六必居是北京最著名的老酱园，传说最初为六个人所开办，请严嵩题匾，严嵩便题“六心居”，但又觉得六人不可能同心合作，便又在“心”字上添了一撇，成为“六必居”。清代的一部笔记《朝市丛谈》也写明六必居为严嵩所写，但却是孤证，其它野史笔记均不见载。民国以后的蒋芷侪所著《都门识小录》云:“都中名人所书市招匾时，庚子拳乱，毁于兵燹，而严嵩所书之‘六必居’，严世藩所书之‘鹤年堂’三字，巍然独存”，这也是照抄前朝野史笔记，更不可靠。但也有人认为六必居原先是小酒馆。为保证质量，酿酒要“六必”，即“黍稻必齐，曲蘖必实，湛炽必洁，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所以取名“六必居”。这种说法流传甚广。 但据六必居原经理贺永昌的解释:“六必居”不是六人而是山西临汾赵氏三兄弟所开专卖柴米油盐的小店，店名即据“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来，除不卖茶，其他六件都卖。也兼营酒，还卖青菜，制酱菜是以后的事了(《驰名京华的老字号》，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如据此解释，严嵩题“六必居”的原意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又据叶祖孚《燕都旧事》(中国书店1998年版)载:六必居最初确为小酒店，但本身不产酒，只是从其它酒店趸来酒经加工制成“伏酒”、“蒸酒”再出售(“伏酒”是买来后放在老缸内封好，经三伏天半年后开缸。“蒸酒”我查资料，皆未记载如何制作)，后来才变成制作高档酱菜的酱园。更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邓拓通过六必居大量房契与帐本，考证出六必居不是传说中的创建于明朝嘉靖初年，而是创建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至五十九年(公元1720年)间。而且原来也不叫“六必居”，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的帐本上都称“源升号”，直到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才出现“六必居”的名字。这是邓拓极为重要的钩沉发现。这就铁证六必居既不开业于明代，何来严嵩题匾？我读过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三联书店1979年版)，知道60年代他为研究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现象，调查研究了北京地区商号、煤窑等大量契约、账簿资料，他最初可能也相信六必居是明代老商号，但一经实物调查，才发现它是清代商号，与他研究的课题年代不符，所以《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一书中引用附录了不少资料和契约照片，并无六必居的资料。 由此可见，关于严嵩题匾只不过是六必居老东家为商业利益利用了民间对于严嵩的知名度，用今天的话说就叫做“名人效应”吧？其实，假设六必居真的开业于嘉靖初年，也不会去找严嵩题匾，因为那时严嵩还供职于南京，五十多岁还一直坐冷板凳，根本没有什么知名度。 当然，严嵩的匾无下款。因此有人以为他是奸臣，题款被后人抠掉，再如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认为鹤年堂药店是严嵩所书，所云何据，无缘请教。鹤年堂也是一家老字号，相传也创于明嘉靖末年。有一种说法认为鹤年堂之名原为绳匠胡同严府花园一个厅堂的名字，严嵩倒台之后，这块严嵩自书匾流落出去，后来成了店名。店外还有一块“西鹤年堂”的匾，传说为严嵩之子严世藩所书，更不可信。过去鹤年堂的配匾、竖匾分别传为戚继光、杨继盛所书，戚、杨二人均为忠臣，尤其杨继盛当年弹劾严嵩十大罪被下诏狱而死，将忠、奸死对头的匾额配在一起，岂不滑天下之大稽？这其实是店铺老板文化浅薄的表现。再者，严嵩在明嘉靖年代炙手可热，是内阁首辅(明代不设宰相，以内阁大学士集体行使行政等权力，为首领班的大学士地位最重要，称为“首辅”，颇相当于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怎么可能以“首辅”之尊一而再为当时的小酒馆(六必居)、小药店题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