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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复活】 “康梁以保教为宗旨，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刘师培概括得精到之极。晚清两派知识分子在构建民族想像过程中的分野，亦正在“保教”与“保种”的区隔。 就在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前不久，青年周树人给朋友许寿裳寄了自己的一幅照片。照片上的年轻人眉宇之间英气勃勃。上一年的三月，像众多心怀报国志向的青年，他东渡日本求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然后又到仙台的医学专科学校学医，现在又回到了东京，住在公寓里，修习德文，看杂书。 在这像上，周树人题了一首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此时的周树人，以救国救民的启蒙者自居。他在东京剪掉了自己的辫子，和朋友们探讨如何救国和中国国民性的问题。受了进化论影响的青年，“在仙台碰了那么多壁，回到东京却依旧意气昂扬，那在去仙台之前就已经萌生的以血荐轩辕的大志，似乎稳稳地撑住了他。”（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当时，慷慨激昂，救国救民是留学生中普遍的情愫。但是，周树人，这个后来以笔名“鲁迅”著名的青年，为何要说“我以我血荐轩辕”呢？“血”和“轩辕”和这个时代又有什么关联呢？ 所谓“轩辕”，便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的圣王“黄帝”。按照《白虎通义》的解释：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常存，故称黄帝。然而，鲁迅血荐轩辕，“其所真正关怀的，却是与他同时并存，同在一块土地上游憩生息、休戚相关的无数‘同胞’……因此，我们可以说，在晚清，以黄帝符号为中介，一种崭新的意识——国族意识，确实正在中国知识分子群中酝酿、扩散，终至彻底改变了近代中国对政治社群既有的想象方式。”（沈松侨：《“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 这股力量在政治上鼓励着人们寻找一个新的民族认同符号。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宋教仁一一指斥当时流行的各类纪年新法，“我国近年有悟及以帝王称号纪元之非者，乃相率欲用新纪元法；或以唐尧纪、或以夏禹纪、或以孔子纪，然揆之民族主义，皆无大纪念、无大关系”。所以，宋教仁提出，唯有改采黄帝纪年，始能合于民族主义精神。 “传说中的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史学家钱穆专门著《黄帝》，彰明这位先贤伟人，他亦承认，关于黄帝的传说，荒诞离奇的太多。正是在晚清民族主义构建的过程中，黄帝复活了。他被从历史记忆中发掘出来，从一个神话人物和历代皇朝系统中抽离，重新被赋予符号性认知,作为民族认同的象征。 进化论影响下的晚清知识分子从事民族的构筑时，其所诉求的主要认同符号，便是以血缘传承为主轴的“种族”，他们所想象出的中国民族，正是一个“种族化”的民族。 1903年，《江苏》杂志刊载了黄帝像题词，以无比精简的形式，藉由黄帝这一符号，传达了种族化民族这一信念：“帝作五兵，挥斥百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滋，我疆我理，誓死复之。” 在这种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为了证明中国人种和白种人一样，是文明的、优质的，晚清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中国人种西来说”。据说，在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左右，西亚巴比伦及爱雷姆的巴克民族，在酋长奈亨台率领下大举东徙，自土耳其斯坦，循喀什噶尔，沿塔里木河以达昆仑山脉，辗转入中国甘肃一带，复经长期征战，征服附近原有的土著部落，势力伸入黄河流域，并在此建国。这位“奈亨台”，便是中国古史传说中的黄帝，“巴克”便是《尚书》里所说的“百姓”。 无疑，这是面临西方巨大压力时，知识分子对自己文化的重估，他们既有现实政治利益的驱使，亦是为融入现代世界而努力“发现”自身的文化。 如此，以黄帝来纪年便顺理成章。 【黄帝战孔子】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传统里，诸侯接受共主所颁布的时历，表示“奉正朔”，改历则意味着易代与革命。因此“黄帝纪年”说一出，便为激进、反清的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各方势力所赞赏。章太炎、宋教仁等人写文章，皆题用黄帝纪年，《江苏》、《黄帝魂》、《二十世纪之支那》等报章也纷纷改用黄帝纪年。 革命党藉此与满清划清界限。“黄帝子孙”自然不能受“犬羊贱种”的奴役。年轻的革命党邹容，在他所撰写的《革命军》里高呼：“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中国之一块土，为我始祖黄帝所遗传，子子孙孙，绵绵延延，生于斯、长于斯、衣食于斯，当共守勿替，有异种贱族，染指于我中国，侵占我皇汉民族之一切权利者，吾同胞当不惜生命共逐之，以复我权利。” 以革命排满为现实政治目的的“黄帝符号”，自然难以获得不同立场知识分子的认同。康有为挟“孔子纪年”十余年不改，与革命派相论战。可以说，黄帝战孔子，既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最现实的政治利害之争。 立宪派与革命派在孔子与黄帝的基础上各自发展出一套“英雄谱系”。在章太炎眼里，洪秀全举兵反满，上绍黄虞，足可以跻身中国帝王正统，而曾国藩之辈助异族以残同类，自然就是“汉奸”；梁启超则对革命派“神圣洪秀全而英雄张献忠”不以为然。 康有为和梁启超亦不反对黄帝作为民族的认同符号。早在1899年，康有为对加拿大华人发表演讲，便有“我国皆黄帝子孙，今各乡里，实如同胞一家无异”之语。 颇有意思的是，康有为和章太炎在1907年各自发表文章，两人不约而同地都提出更改国号的主张，而且皆要求以“中华”作新国名。康有为认为清朝统治中国已久，一切礼文，皆从周、孔。他反问：既然“俱为中国，何必内自离析，所以生讧衅乎”？（康有为：《海外亚美欧非澳五洲二百埠中华宪政会侨民公上请愿书》） 于是，康有为呼吁清廷，删除满汉名籍，正定国名曰“中华国”，使满、汉、蒙、回、藏诸族群，同为一国之人。他心目中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文化的民族主义”。而章太炎的“中华民国”构想里，只能以汉族为主体。“中华民国”的疆域，应以汉代华人活动范围为界。 可见，革命派的“黄帝纪年”漏洞也不少。他们所倡扬的“民族”，是经由日本人熔铸的西方概念，一个揉杂种族与国家等不同概念于一炉的群体；他们所鼓吹的“民族主义”，因而也是一种高度种族化的意识形态。为了反满的正当性，汉人被视作是真正的黄帝嫡系。鉴于此，1905年之后，清廷的满族知识分子也开始利用“黄帝”，重新诠释自己乃为黄帝后裔。又何况黄帝本为传说人物，出生日期无以考据，以此纪年，就连史学家章太炎也出现了前后不一致的黄帝纪年标注。 如史景迁所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日趋强烈和复杂只是反映了晚清社会寻求自我实现的一种新的探索。”（《追寻现代中国：1600年至1912年的中国历史》）就在“黄帝战孔子”的热潮中，一股不那么引人瞩目的潮流亦渐渐涌出。批评梁启超“孔子纪年”的高梦旦提出，既然纪年仅仅只是符号而已，而作为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那么从西方历史的演化和整个世界使用的现状而言，耶稣纪年无疑代表了这一趋势。不过，高梦旦仍然把采用耶稣纪年提高到“新全国之人心”的高度。 曾经鼓吹“孔子纪年”的梁启超，也在1910 年写下了《改用太阳历法议》。他从国家的日常管理的角度提议，比如租税征收、财政预算、学堂规划以及课程的安排来看，改用太阳历法（耶稣纪年）会更为方便。 1911年底，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用公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旦”，同时以民国国号开始纪年。革命派黄帝纪年的使用亦同时废止。服务于国家建设的现代概念，开始缔造真正的政治团结。 2009年4月4日（清明节）上午9时50分，陕西省在黄陵县桥山祭祀大院举行己丑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共同建构的民族想像中，黄帝的形象不断被添加、修正。他甚至成为了一位外来的征服者。 如今中国人的日历上，仍然中西历并举。 2010年2月19日，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建筑一角。孔子在中国文化中地位之重，以至一度被提出当作纪年标准。 《读报手册》刊登的关于国都、国旗、国歌、纪年的议案。 中华世纪坛的青铜甬道：长262米，镌刻着距今300万年前人类出现到公元两千年的时间纪年，凝练的文字记述了中华民族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并辅以天干、地支和生肖图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