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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海南也有下雪记录。明正德元年(1506年)“冬，万州大雪”(《正德琼台志》)；明崇祯九年十二月十五日(1637年1月10日)，临高县“雨雪三日夜，树木尽枯”(《光绪临高县志》)；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十一月，琼山“雨雪，卉木陨落，椰、榔枯死过半”(《宣统琼山县志》)；清嘉庆二十年(1815年)十一月，澄迈县“天降大雪，榔、椰，树木多伤”(《光绪澄迈县志》)。如果当时海南旅游资源已经开发，游客恐怕将大为扫兴。清时，港澳地区不过是小村落，尚无自己的地方志。估计下雪的情形也是有的。至于南沙群岛是否下过雪，则无从考证。 在农业社会，灾害发生后，政府主要通过下达文件、发放粮食或生产资料或救济金、减免税收等形式救援。如：清光绪三年六月辛卯日(1877年7月17日)，“广东北江堤决，连州大水，诏赈抚灾民”(《清史稿·德宗本纪一》)；九月辛酉日(10月15日)，“拨山东冬漕各八万石续赈山西、河南灾”(同上)；清光绪四年三月壬申日(1878年4月24日)，“赈直隶饥，拨察哈尔牧群马三千匹给贫民耕作”(同上)；清光绪五年十月乙卯日(1879年11月28日)，“免奉天旗民站丁地课抵例赈口粮”(同上)；等。救灾经费来源包括财政拨款、皇帝私人经费、政府卖官职虚衔募捐等。如：清光绪十八年十一月庚戌日(1893年1月13日)，“发库帑十万赈太原等属水旱霜雹灾”(同上)；癸丑日(16日)，“发内帑二万赈顺直各属灾民”(同上)；清光绪九年六月庚午日(1883年7月25日)，“山东以水灾开办赈捐事例”(同上)。库帑由户部划拨。该机构大体上行使现在的财政部兼民政部的职能。内帑则是皇室内府的库金。由内帑拨款，既可以缓解户部压力，还能让百姓直接沐浴浩荡皇恩。不过，在现代社会，一般不会采用这种方式。西方国家的总统，也不会自掏腰包赈灾。而出卖官职虚衔与救灾挂钩，尽管有记录，但并不多见。如前所述，冰灾对农业社会造成的破坏，主要针对牲畜和农作物。政府只要在物质上给百姓相应补偿，基本可以化解矛盾。因此，政府履行的职能也较为简单。 冰灾对现代社会的破坏，主要就不是在财产上了。据民政部救灾救济司消息，截至2008年1月28日14时，因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20.9亿元。但摊薄到各受灾省份，这一金额并不算大。交通和供电中断，这才是最严重的后果。这并不是通过物质弥补就可以解决的。交通和供电中断带来的间接经济损失，则更难估量。这甚至给救灾本身也带来困难。政府的协调因此更为复杂。农业社会的交通相对简单，即使河道结冰，政府修建的官道一般不会无法通行。因此，很少有交通中断的记录。供电中断更无从谈起。 中国幅员辽阔，各种灾害的发生，会保持较高的频率。邓云特(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中介绍了明清两代有记录的灾害分布情况。它们包括：旱灾174和201次，涝灾196和192次，风灾各97次，地震165和169次，雨雹灾112和131次，霜雪灾各74次，蝗灾各93次，饥疫157和164次。算起来，明清两代平均每年就有3.9次灾害。在现代社会，蝗灾和饥疫可以避免，但其他自然灾害依然会发生。故而，这次冰灾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完善适应现代社会的应急机制。 我们要正视冰灾的影响。从灾难经济学的角度看，灾难可以分为需求刺激型灾难和需求抑制型灾难两类。这次雨雪天气导致房屋倒塌10.7万间，房屋损坏39.9万间。因此，灾后，灾区人民有重建家园的需求。但如前所述，这次灾难的直接经济损失并不大，它很难刺激灾后的需求。冰雪过后，人们不可能比原计划增加出行次数，甚至，由于受灾，有些出行计划还可能取消。此外，受灾农田往往也已无法重新播种。因此，丁亥岁尾的这次雨雪灾害，有需求抑制型灾难的某些特征。（周到 沈飞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