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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命运的再释 这种理论学说，折射出东晋士族人物焦灼与彷徨的心神。一方面他们确实想来借助于当时的老庄和佛学来超越王弼与郭象，追求更深刻的世界本源，另一方面又反射出他们自我麻醉与自逃遁的人格精神。因为既然一切都是业缘与冥数所定，他们人生的失败与成功都可以归结为无法掌握的命运，也就心地坦然，无愧无疚了。循此思路，他们对于命运的解释也就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列子》中的《力命篇》、《杨朱篇》与《天瑞篇》在逻辑上是相通的，表现出精神实质上的相通。 在《列子》书中有一篇《仲尼篇》，采用寓言的形式，倡导老庄的人生观，旨在颠覆儒家人生观。具体而言，就是将道德从孔孟的有形世界超升到冥然无迹之中。在《列子》的作者看来，世俗的道德观总是难以走出非此即彼，厚此薄彼的怪圈，因而人格精神总是不自由的，带来无穷的烦恼与痛苦。而一旦走出此种怪圈，不自知，不强为，冥然任化，则得到真正的解脱与快乐。张湛在此篇的题解中指出： 智者不知而自知者也。忘智故无所知，用智则无所能。知体神而独运，忘情而任理，则寂然玄照者也。 唐代卢重玄也发挥道：“此篇言证无为之道者，方可无所不为，世人但见圣人之迹，而不知所证之本也。学者徒知绝情之始，而不知皆济之用，皆失其中也。”作者与注解者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来对孔子的人生观与道德观进行重新解释。文中指出，颜回所谓的乐天知命，是建立在对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信仰之上的，局于一隅，并未能达到真正的自我体认。文中假托孔子教训颜回，真正的乐天知命应是任从自然，冥然无迹。世人大抵只看到圣人之所迹，即他们外在的行为，而看不到他们之所以迹，即内在的道德精神即是任从自然，随顺命运。文中假托孔子教训颜回提出： 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未知乐天知命有忧之大也。今告若其实。修一身，任穷达，知去来之非我，亡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天知命之无忧也。曩吾修《诗》《书》，正礼乐，将以治天下，遣来世；非但修一身治鲁国而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于治乱，而未笑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者之所忧。 这是用作者的人生观来消解孔孟的人生观。作者强调《周易》中所说的“乐天知命而不忧”，不能依靠儒家的道德理想来做到，而应当回归自身对于天命的觉悟。这种觉悟乃是建立在任从命运，冥然无迹的自我意识之上的。唐代卢重玄解曰：“知天命之所无可奈何而安其分以不忧者，君子之常心也。”《列子》的作者产生于东晋时代，继汉魏以来的思想解放之后，儒学的人生价值与精神追求受到人们的质疑。人生的意义何为，人生的价值何在？传统的修齐治平被人们所消解，一种新的人生观念在兴起。从积极的层面来说，便是追求内在的自我，从消极的一面来说，便是任从自然，不去探讨那个可望而不可即的世界本质，而是听凭万事万物的运化，抓住当下性来实现人生的价值。用当下性来对抗传统的理想主义与修养主义，这便是《列子》一书的基本格调。 《列子》一书的作者从消极的一面来说，过分地推崇不可捉摸的命运，并且将老庄哲学的“自然”范畴演化成一种顺从命运的犬儒主义的范畴，魏晋名士在遭受不测之祸时，经常慨叹命运的难以把握，也因此将自己的恶运归之为命运所就。就这一点而言，《列子》中宣扬的命运观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六朝文士演生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当人们对于这种无规则的命运采取默认时，这种无规律性反而获得了形而上的精神意蕴，成了一种必然之理。如张湛在注《列子·力命篇》时，便提出：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虽此事未验，而此理已然。若以寿夭存于御养，穷达系于智力，此惑于天理也。 这就走向了谬误。虽然事物有人力所不能左右的因素，但是许多事物依赖于人为的努力，走向成功。人格精神的崇高，往往表现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勇气与胆略上面。孔子倡言“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便是这种人格力量的显示。它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风骨意蕴。当然，从大的方面来说，人在宇宙之中永远是缈小的，是无法从根本上抵御自然界的狂暴的，所谓“人定胜天”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而言的。《列子》书的命运论，是建立在汉魏以来人与宇宙的重新认识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命运论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说是人的觉醒。我们只要参照一下汉魏以来文士对于命运的看法便可以明了这一点。 对无情世界的命运咏叹，是六朝文士演生心态的重要表现。然而，对命运的探究，远在先秦时期的哲学界与思想界就萌始了。当先民们尚处于蒙味之时，往往将自然界和社会给人生带来的各种遭际归结为天命神意。春秋以来，随着人性的觉醒，神学开始衰落，于是人们对命运的解释多从人事着眼。比如孔子所言之命，大多指人力不能左右的社会命运：“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9] 孔子意思是说，他的道可以施行的话，是命运使然，道的无法推行，也是命运的主宰。孔子说这段话的时候，实际上也包含着他对自己的政治主张不被社会认可时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儒家主命而又不废人力，孔子就被时人称作“知其不可而为之”。道家则用自然之道来释命，主张委顺命运，“知其不可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10] 两汉时代，谶纬宿命论盛行，一切灾异变故、王朝迭代，均被说成天命所为。班彪《王命论》即宣扬这种学说。汉末王充以自然之道力辟两汉神学，但他在《论衡》中又宣传人的寿夭、生死、富贵、穷达均为禀气厚薄所致。随着东汉末年帝国的衰亡，士人也饱受了动荡离析之苦，天道的错乱，人生的痛楚，促使他们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反思与审理，六朝文学中的命运观，也随之发生沿革，命运的咏叹调开始融入了人性觉醒的旋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