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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我敬重的恩师刘述先先生 作者：吴光（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浙江省儒学学会执行会长） 来源：微信公众号“浙江省儒学学会”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五月初四日辛酉 耶稣2016年6月8日  刘述先先生与作者（2011年12月05日摄于香港） 从网上和港台朋友那里获得确切信息，知道我所敬重的刘述先先生已归道山、超越生死了。虽然知道他得了帕金森病，但前年在台北见到他是看他思维清晰、精神矍铄，真没想到他竟然走得这么快。所以仍感震惊，甚感悲痛！故即时拟一挽联，发给我的学生张宏敏博士以及刘先生的高足郑宗义教授。挽联是： 有恩于我便是恩师先生道德垂千古 无缘乎君即充私淑后学文章在方寸 ——痛悼述先良师，后学吴光敬挽 是的，刘先生确是我的恩师，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今日阴阳两隔，我除了内心深切怀念、感恩之外，不能不写点纪念他的文字。 我与刘述先先生的结识主要是源于研究“黄宗羲”的共同学术爱好。1981年底在杭州举行首次全国宋明理学讨论会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主任的刘先生获邀参加了会议。但他回香港后写了篇抒发参会感想的文章，除了肯定会议的开风气作用之外，也批评了会议组织方面的混乱以及全国中哲史学会个别领导者的思想僵化。到1985年我执掌浙江社科院哲学所时，着手筹备首次“黄宗羲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当时北京有人反对邀请刘先生，说是他对中国大陆不友好，写文章批评了杭州会议。但我和浙江社科院院长沈善洪、副院长王凤贤不理睬北京人士的劝告，而坚持邀请刘先生，并由我负责与他通信联系。1985年底，由沈善洪先生任主编、我任执行主编的《黄宗羲全集》第一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我便寄送一册给刘先生。次年3月至8月，刘先生由香港中文大学休假，前往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研究，机缘巧合，刘先生随身携带着《黄宗羲全集》第一册，该册主要收录了黄宗羲的哲学·政治思想著作。刘先生点读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孟子师说》、《明夷待访录》之后，“思如涌泉，不可复抑。乃参考其他文献，下笔撰述《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几乎可以说是一气呵成，写得相当顺利。”（见氏著《黄宗羲心学的定位·自序》）在新加坡期间，也在东亚哲学所作专任研究员的陈俊民教授，告诉刘述先先生“吴光君现在正在负责编纂《黄宗羲全集》的实际工作”，这使刘先生对我印象更深了。1986年10月，有浙江省社科院主导、联合宁波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和余姚市政府等单位合办的“首次国际黄宗羲学术讨论会”在宁波召开。应大会组委会之邀，刘述先先生携带着刚出版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6年版）一书与会，并提交了《论黄宗羲心学的定位》的学术论文[1]。我与刘先生在会上正式见面，并就王阳明、黄宗羲的思想联系作了两次深谈。主要从“黄宗羲思想的渊源”、“梨洲心学的定位”、“黄宗羲在中国思想史上的贡献与地位”等三个方面作了大会主题发言，给与会学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会议上，有学者以“梨洲与清廷的关系”说事认为“黄宗羲晚节不保”，事后，刘先生结合《明夷待访录》、《留书》以及由我新发现的《南雷杂著》手稿中黄宗羲“与徐乾学”的一封亲笔信，写成《黄宗羲晚节不保？——“黄宗羲讨论会”之后的省思》文，讨论了黄宗羲的晚节问题，并着重介绍我在编辑《黄宗羲全集》方面的新发现，新成绩。该文发表在台湾《文星杂志》1987年4月号，同时他又推荐我写的《黄宗羲反清思想的转化——<与徐乾学书>的考证与说明》在该刊同期发表。为黄宗羲晚节“辩诬”。 因为有了这些具体的了解，所以刘述先先生决定推荐我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从事专题研究。他于1987年初来信征求我的意向后，正式向东亚哲学研究所作了推荐。东亚所接受了刘先生的推荐和我的研究申请。所以在1988年4月至1989年8月，我顺利应聘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而使我得以集中精力精读、通读了一批儒家经典及现当代新儒家学派的著作，最后撰成并由东亚哲学研究所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儒学研究专著：《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 1988年8、9月间，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了以“儒学发展的问题与发展前景”为主题的“国际儒学研讨会”，刘述先先生与会并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会议闲暇之时，我们又在一起讨论儒学发展的前景与未来展望。可以说，自1988年以来，我从研究道家哲学转向从事儒学史与当代新儒学的研究工作，刘述先先生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1989年春夏之际，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学潮。我和本所另一位应聘学者金先生都发表了批评政府的文章与谈话。刘先生看到我的文章与言论后，觉得我们当时回国可能有危险，就主动给东亚哲学研究所所长写信，建议延长我们的聘期。此事他没有事先告知我们，只是在问题解决之后才写信告诉我的。他还建议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的林聪标院长邀请我到新亚做“明裕学人”访问教授。我是在收到林院长的邀请函以后才得知是刘先生推荐的。由此足见刘先生的君子之风。由于刘先生的支持与推荐，加上东亚所董事局主席吴庆瑞、董事杜维明先生的建言，我和金先生在东亚所的聘期展延了四个月（至1990年1月离新）。其后我到香港中大和日本九州大学访问了半年，于1990年7月从日本转香港返回国内，从而避开了风波后国内政治气氛最紧张的一段时期。 缘此，近二十多年来，我和刘先生一直保持着君子之交。由我负责策划的在浙江召开的学会会议，我也尽量邀请刘先生前来开会；而刘先生也不时为我主编的学术集刊、论集贡献文稿。 比如我主编的《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二辑《阳明学研究》上，就录有《论王阳明的最后定见》一文，该文具体而微地探讨了引起许多争议的所谓阳明晚年“四句教”的问题，认为“致良知”即是王阳明的“最后定见”，它与“四句教”是根本一致的[2]。《中华文化研究集刊》第四辑以《当代新儒学探索》为题，因刘述先先生系当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杰出代表，故而我邀请刘先生撰稿。刘先生向我提供了题为《从中心到边缘：当代新儒学的历史处境与文化理想》的新作[3]，该文站在当代新儒家的立场上，回顾了清末以来从中心到边缘又可能回返思想中心的思想发展史，描述了由梁漱溟开风气之先的第一、二、三代新儒家的思想形成史及其思想特色、历史处境，并指出当代新儒学的文化理想是强调不同文化的对话、沟通与交流，进而提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主张，即在“世界伦理”关照下重新解说宋明儒家的“理一分殊”规约原则的理论，断言这一规约原则将在二十一世纪日益受到重视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华文化研究》第六辑《黄宗羲与明清思想》录有刘述先先生的《论黄宗羲对孟子的最后定见》一文[4]。2007年春，由我发起成立浙江省儒学学会在杭州成立，刘述先先生闻讯，特撰《现代新儒学发展的轨迹》一文[5]，发表在由我负责主编的《继往开来论儒学：浙江省儒学学会成立大会纪念特集》上以志贺。 1995年“纪念黄宗羲逝世三百周年暨学术研讨会”在余姚召开，刘述先先生应我之邀，撰写了一篇《理学殿军:黄宗羲》的“笔谈”论文[6]。2004年春，由我发起、推动召开的“当代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刘述先先生应邀与会，并作了题为《现代新儒学在英语世界》的大会报告[7]。2006年春，由我发起、策划的“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余姚召开，刘述先先生应我之邀与会，提交了题为《重访黄宗羲》的学术论文[8]；同年，我还推荐刘述先先生早年在台湾出版的《黄宗羲心学的定位》在浙江古籍出版社修订再版，刘先生邀我作“序”，我推辞再三而不得，最后勉力写了篇《黄宗羲哲学思想研究的拓荒之作》塞责。 2009年由我任主编的《阳明学研究丛书》（11册）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前夕，我发函至刘述先先生，邀请刘先生作序，刘先生慷慨赐序，对国内的阳明学研究进展以及本丛书的学术特色作了高度评价，为本“丛书”增色不少。这篇序文，在概述了阳明学各派的发展轨迹之后，对《阳明学研究丛书》各册一一作了肯定性评价，并强调说： “浙江一向是人文荟萃之地。特别是明代，王阳明提倡心学，挑战流行的官学（朱学），风行一时。……自1981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国际宋明理学会议以来，浙江就是研究宋明理学乃至整个儒学的重镇[9]。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努力，这套丛书正是其研究成果的展示。希望能在阳明学研究中起到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 从我与刘述先先生的交往中，我深深感到刘先生是一位有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学术大师，是一位有大爱仁心、具博大胸怀的醇儒，是一位虚怀若谷、知行合一的君子，又是一位诲人不倦、乐于助人的明师。我以能得到这位大师的教诲与恩惠而深感荣幸，我愿在有生之年以刘师为榜样，为弘扬儒学、践行儒道而不遗余力！ 杭州圣苑寓公吴光识于2016年6月6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