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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一门临床实践性极强的科学，它源于历代医家的医疗实践，成长于中华文化大环境中，和数千年华夏文明息息相通。儒家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对中医学的发展兴衰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医学常常与儒学相贯通，业医者处处有儒者之风骨。儒学对中医学的影响、渗透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从古医籍的注释研究到新著作的编撰成书；从对医学内涵的认识到医生的道德品质修养；从学术观点的阐发到医理的分析讨论；从诊治原则的确立到方剂的君臣佐使配伍。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祖国传统医学，应该将其置于传统文化这个大环境中，特别是注重对儒家文化的研究，这样才能从历史角度溯其源头，窥其真谛。 （1） 王道和霸道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主要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君、臣、民之间的关系。统治者的统治术，儒家认为有两种，一种叫"王"，一种叫"霸"。用王的统治术进行的政叫"王政"，他们从"义"出发，追求的是被统治者的幸福；用霸的统治术进行的政叫"霸政"，他们从"利"出发，追求的是个人的成功。"尊王贱霸"是儒家的传统。"诚"则是"圣人这本"，是衡量"王道"与"霸道"的关键。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诚"也是衡量一个医生是否优秀的道德准则，也就是说，为医者诊疾施药是"出于义"，还是"出于利"，二者属不同的道德水准。优秀的医生不仅有高超的技艺，也有高尚的医德，也即孙思邈所说"大医精诚"。医学的祖师扁鹊就谌称代表。 统治者"出于义"，可使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为医者"出于义"，可广施仁术，救百姓于疾苦。反之，"出于利"则国家危亡，百姓遭殃。因此，政治上有"王霸之辨"，医学上同样有"义利之辨"。 （2） 良相与良医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思想主流，一直被统治阶级奉为治国安民的思想武器。儒家学者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做为人生最高目标，而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表率作用（修身）则是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根本。相的贤明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百姓的安乐，而与此有相似社会功能的就是医了。医、相功德大小不等，但都是拯救众生，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因此古人常常将医相并称：“医良则相，庸则匠。"仕运坎坷，风云莫测，能真正为相者寥，于是为医就成为儒士们实现抱负的另一个选择，"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儒家学者的从医就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儒医，他们具有较深的文史功底，通晓医理，医术精良；有较高的自身修养，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或悬壶行医，济世活人，或研究医理，著书立说，集良医和良相于一身。《国语·晋语》中记载：春秋时秦国医生医和应邀去为晋平公诊病，诊视后对晋国大夫说：平公的病，是惑于女色而致，如此下去，晋国必亡。"赵文子问："医生也管国家的事吗？"医和答道："高明的医生能治理国家，然后才诊疗人的疾病，这才是医生的本色呀。"宋代著名政治家，诗人范仲淹"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千古名句，道也了医相从根本上是同宗的。 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一书中，专门撰写"医道通治道论"，从病因、病理、治则、治法和治疗中如何掌握攻补兼施的尺度，与儒家礼乐兵刑的治国方略环环相扣，紧密联系，详论治国之术与治病之道相通处，成为中医治疗原则之一。 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是集良相与良医于一身的著名儒医。张仲景。名机，字仲景。据文献记载，在汉灵帝（168-188年）时被举孝廉，后官到长沙太守，边做官边行医，每逢旧历的初一，十五两日，便停止办公事，在大堂上置案为百姓看病，医术高超，时称"名医"、"上手"。 （3） 仁者和智者 "仁"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它的基本含义就是爱人，以仁爱之心治理朝政，是施行仁政；以仁爱之心行医济世，是施行仁术。 治病不仅能解除肉体之患，还可以将仁爱之心，播散到黎民百姓中，使家庭和睦，人伦有序，国家安宁。仁爱生民"这点上，医、儒形成了共识。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医家十分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将其列为行医的首要条件。 医乃生命之所系，医者既要有仁爱之心，又要有知识和谋略，后者称为"智者"。所谓"智"是指聪明、才能、知识和谋略。就是要有精湛的医术，"医，仁道也，而必智以先之，勇以副之，仁以成之。智之所到，汤液针灸任施，无处不当；否则卤莽不经，草菅民命矣。" 故而一个优秀的医生应该是"仁"与"智"的完美结合，他们既有"救人济世"之胸怀，又有"妙手回春"之技艺，孙思邈就堪称代表人物。 （4） 格物与致知 "格物致知"是新一代儒家认识事物的方法，"格"是研究之意。"格物"就是穷究事理。格物致知的意思就是说要想知道事物的要旨就在穷究事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语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究其理。" 受理学思想影响，医学家在医学研究中，注重博采众家，穷究医理，对祖国医学的经典之作《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字斟句酌，解释文意，考订文字，为经文作注。不少注释本，相继问世，为古籍研究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鉴于医学的自然科学属性，古代医家的格物致知，多从唯物主义角度理解，他们亲自参加医疗实践，从中获得真知，使许多医学问题，从"闻见之知"到"德性之知"，认识上的飞跃，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发展。如大量药物的性味功能，就是通过长期观察得来的。著名儒医李时珍认为，医疗活动是古人格物之学的最好体现，《本草纲目》讲的虽是药性医理，实际就相当于"吾儒格物之学"。 （5） 天理与人欲 "理欲"之辨是儒学一直探讨的问题。《礼记·乐记》首先把"天理"与"人欲"作为一对道德伦理范畴提出来："理则天下只有一个理，故推之四海而准"，由于"理"不待人安排，所以又称天理。社会上一切不道德、不正当的事，归根到底都出于私欲或私心杂念，也就是人欲。 "存天理，灭人欲"是儒家的一贯思想，这种儒家思想对祖国医学节欲养生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震亨在《格致余论》中将儒学的"理欲之解"与医学理论融为一体，随处可见医儒二学的贯通和渗透。 （6） 君臣和佐使 古代的天子、诸候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论语·颜渊篇》中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孔子回答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齐景公道：对呀，假如"君不君（君不像君）、臣不臣（臣不像臣）、父不父（父亲不像父亲）、子不子（儿子不像儿子;，即使粮食很多，我能吃得着吗？ 祖国医学将君臣的概念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用以说明药物的主次轻重。概括起来，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是方剂中不可缺少的主药，分量最大；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味数可稍多而分量稍轻；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的药物，分量更轻；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 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关系，还有相互制约关系，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否而成全可，反之亦然。如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方用麻黄为君，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所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意也。 附：医道通治道论 ——摘自清代医学家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 治身犹治天下也。天下之乱，有由乎天者，有由乎人者。由乎天者，如夏商水旱之灾是也；由乎人者，如历代季世之变是也。而人之病，有由乎先天者，有由乎后天者。由乎先天者，其人生而虚弱柔脆是也；由乎后天者，六淫之害七情之感是也。先天之病，非其人之善养与服大药，不能免于夭折；犹之天生之乱，非大圣大贤不能平也。后天之病，乃风寒暑湿燥火之疾，所谓外患也；喜怒忧思悲惊恐之害，所谓内忧也。治外患者以攻胜，四郊不靖，而选将出师，速驱除之可也；临辟雍而讲礼乐，则敌在门矣。故邪气未尽而轻用补者，使邪气内入而亡。治内伤者以养胜，纲纪不正，而崇儒讲道，徐化导之可也。若任刑罚而严诛戮，则祸益深矣。故正气不足而轻用攻者，使其正气消尽而亡。然而大盛之世，不无玩民，故刑罚不废，则补中之攻也。然使以小寇而遽起戎兵，是扰民矣。故补中之攻不可过也。征诛之年，亦修内政，故教养不弛，则攻中之补也。然以戎首而稍存姑息，则养寇矣。故攻中之补不可误也。天下大事，以天下全力为之，则事不堕；天下小事，以一人从容处之，则事不扰。患大病以大药制之，则病气无余；患小病以小方处之，则正气不伤。然而施治有时，先后有序，大小有方，轻重有度，疏密有数，纯而不杂，整而不乱，所用之药，各得其性。则器使之道，所处之方，各得其理；则调度之法，能即小以喻大。谁谓良医之法，不可通于良相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