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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欢，也很崇敬清末大诗人龚自珍，所以陆续买了〈龚自珍全集》、〈龚自珍编年诗集》和〈龚自珍己亥杂诗注》，都是现代几位专家精心编注的好版本。前几天又细看了有关的诗集。据〈龚自珍编年诗集》刘逸生先生〈前言〉，龚诗缺失很多，当前能找到的诗作共603首，实际上远不是全部。佚失的诗有多少，也难说。 我感到奇怪的是，其中的一部〈己亥杂诗》竟占了315首。那就是他全部诗作的二分之一，或者，如果算上那些佚诗，也许有三分之一吧。当然〈己亥杂诗》都是七言绝句，以“首”来计算，占的数目会较大。但300多首总也是不少的。 请想，龚自珍生于1792年，死于1841年，享寿五十年。那么，己亥这一年，只占了他一生的五十分之一，但诗却占了一生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这真是奇迹。 己亥年是1839年，他不得意，或者还有什么烦心事，离开北京，或者是不得不离开北京，回故乡。那一年─其实细算只有八个月─他的诗兴是那样浓，感怀是那样多，所遇皆能成诗，成好诗。读那些诗，读者感到他出口成诗，那样自如，那样随意，真是天才。 难道诗人知道自己已经不久于人世了吗？诗情喷涌而出，无遮无拦，弥天漫地，留给后世读者无价之宝。那一年，他是怎么写诗的呢？〈全集》里有＜与吴虹生书（十二）〉。那封信上说：“弟去年出都日，忽破诗戒，每作诗一首，以逆旅鸡毛笔书于帐薄纸，投一破簏中。往返九千里，至腊月二十六日抵海西别墅，发簏数之，得纸团三百十五枚，盖作诗三百十五首也。”他出京之日不在正月，而在四月。这也就是说，他写这三百多首诗的时间，只有八个多月。那么算来，平均每天要写一首或两首了。天才固然是一方面，勤奋也是令人叹服的。 顺便说一句，那信中所说，“往返九千里”，是指他回到故乡，又返京去接家眷；逆旅，即旅店；簏，指竹篓、竹筐之类的东西。那时他来去匆匆，车船不定，实在是太忙，所以每写成一首，就扔到一个篓子里，到年终安定下来才加以整理。这个簏，就可以说是他的“诗簏”。 由此我想到，唐代有位大诗人李贺，他有“诗囊”之说。他是一位短命的天才诗人─他才活了二十七岁─从小就体弱。据唐李商隐〈李长吉小传》记载：“恒从小豜奴，骑距驴，背一古破锦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及暮归，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见所书多，辄曰，‘是儿要当呕出心乃已耳。’上灯与食。长吉从婢取书，研墨叠纸足成之，投他囊中。”查元代辛文房〈唐才子传》，所说大体如此。虽然钱仲联先生〈李贺年谱会笺》中以为这些说法并不十分精确，相关的人、地、事，都不得确证。这是史家的研究方法。 但是我以为这事的情理大体还可信。不管如何，一位诗人，日常间随手写下所感或所创佳句，回来再加以整理，这总是合理的。那个时代没有铅笔和硬皮小笔记本，只好临时写成一纸，投之囊中。那位母亲每天要检查孩子的这份“作业”，怕他做得太多，有伤身体，也是实情吧。 李贺（字长吉）的这个故事，流传很广，而且后来就有一个“诗囊”的典故，一说诗囊，就是这事。从唐李商隐作〈李长吉小传》以后，一千多年以来，这“诗囊”的典故就广泛流传于诗人、作家间，随时诉之于笔端。 为什么？因为合情合理，合实际。如果说李商隐写李贺，或有传奇之嫌，那么清代龚自珍的事例可是他自己在信中说的，当然完全是实情，也完全可信。这种随写随投入诗囊或诗簏，以后再加以整理的创作过程，也是合情合理。 不过，“诗簏”可以证明“诗囊”的真实，但“诗簏”远没有“诗囊”这一典故的影响大。一说诗囊，人人尽知，说起诗簏，就要加一些说明了。 李国涛 香港文汇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