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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河南的修武举行了一次“竹林七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竹林七贤”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也是国际汉学界研究的对象。 魏晋年间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常在竹林之下，喝酒、纵歌，肆意酣畅，世谓“竹林七贤”。七位名士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略晚，性格各异，大都“越名教而任自然”、“弃经典而尚老庄”。七贤中嵇康和阮籍的成就最高，他们的诗歌和音乐著作均被著名汉学家翟理斯、赖德烈、博乐山等翻译成不同的文字，“竹林七贤”的思想也被宇文所安、侯思孟、高罗佩、马瑞志等汉学家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研究历史我们便会发现，七贤崇拜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七贤”最早见于《吉尔伽美什》。《吉尔伽美什》是目前已知的世界文学中最古老的英雄史诗，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已在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中流传，经过千百年的加工提炼，终于在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9世纪至前16世纪）用文字形式固定下来。在这部巨著中，有“七贤”给美索不达米亚七个城市带来文明的记载。 古希腊亦有七贤，他们是普林纳的毕阿斯、斯巴达的契罗、罗得岛的克莱俄布卢、科林斯的佩里安德、列斯保岛的庇塔库斯、还有雅典的梭伦和米利都的泰勒斯。现代人了解较多的只有立法者梭伦和哲学家泰勒斯两人。梭伦，出生于公元前638年的雅典，死于前559年，是古代雅典的政治家、立法者和诗人，曾出任雅典城邦的第一任执政官，制定法律，进行改革，史称“梭伦改革”。泰勒斯被认为是西哲鼻祖式的大家，是梭伦同一时期的哲学家，他出生在小亚细亚西南海岸的米利都，早年是商人，曾游历巴比伦、埃及等地，学会了天文和几何知识，创立了爱奥尼亚学派，通过自然现象去寻求真理。他认为处处有生命和运动，并以水为万物的本源。泰勒斯在埃及时曾利用日影及比例关系算出金字塔的高。 但也有史书将泰勒斯与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毕达格拉斯、欧几里得、阿基米德并称为“希腊七贤”。 在《汉藏史集》中有“吐蕃七贤臣事迹”的记载，记述了从雅砻部落到吐蕃王朝千年文明发展历史中的七位贤臣。比如贤臣之一的茹勒杰，一生致力于农业发展，将草滩开垦为农田，驯养牛羊家畜，倡导夏草冬储，使吐蕃原始的生产方式得以改进。还有拉布果噶，大力提倡蓄湖积水、引导溪水灌溉农田，促使农作物产量提高。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是吐弥·桑布扎，他是藏文的创始人，文字的运用，是吐蕃之所以为吐蕃的根本所在，后人尊其为吐蕃七贤之顶。纵观整个吐蕃时代，对历史作出巨大贡献的远不止七位良臣，“吐蕃七贤”是后世史学家特别筛选的，显示出七贤崇拜的影响。 在韩国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竹林七贤”的存在。在高丽王朝时期，重文轻武，文武大臣之间矛盾很深，武人备受压抑。1170年终于发生了武臣之乱，大肆杀戮文臣，不少有才能的文人被赶出政治舞台，他们只好组织成一些文人小团体，诗酒酬唱，发泄不满，作消极反抗，“海左七贤”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 在美国也有“建国七贤人”的说法，他们将富兰克林、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杰伊、麦迪逊、汉密尔顿等对美国历史影响深远的伟大人物汇集在一起，并称为七贤。 众所周知，佛教亦有七贤之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指出“竹林七贤”并非真的有竹林存在，而是取天竺“竹林”之名，加于“七贤”之上，成为“竹林七贤”。 其实七贤崇拜只是七崇拜的一种表现形式，七崇拜更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建立古巴比伦王国的闪米特人相信七曜皆神，对他们都加以崇奉，并确信他们轮流执政，主宰着人间的沧桑。于是，闪米特先人把对七星神的敬畏演化于他们古老的宗教中，他们造七座坛、献七份祭礼、行七次叩拜之礼……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渐渐地，“七”从他们虔诚的图腾崇拜礼仪中抽象出来，成为一个隆重的符号。“七”在圣经里是一个神秘的数字，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世界，在第七天造出人类，用亚当的第七根肋骨造了夏娃，人类有七罪七罚，撒旦的原身是七头火龙。在佛教中昔日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终于参悟人的生老病死，参悟人生的规律。之后“七”就在佛教中广为应用。大家十分熟悉的孙悟空七七四十九天炼出火眼金睛，唐僧师徒历经七七四十九难才取得真经。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和古史记载里，舜文化就有对数字七崇拜的特征，《尚书·舜典》明确记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周七日的纪日方式早在周代就传入了中国。在《周易》中亦有“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记载。 日本早在江户时代就有以中国的“竹林七贤”为体裁的绘画作品，还有七贤岭这样的地名，中国的许多地方也有七贤镇，可见无论时代怎样变迁，人们对于他们的风骨还是充满了向往。 杨雪 光明日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