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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交流是一个文明开放与否的标志，而交流内容大抵两者：经济与文化。 本文主要讨论中国历史进入第二个千年以来各个朝代的对外贸易政策，以理清各朝决策者在经济交流这个问题上或开放或保守的心态。也探讨究竟是政治需要、文化传统、环境影响，还是民族差异导致了对待海外贸易的心态的不同。 进入主题前先明确两个概念 1、朝贡贸易：朝贡贸易几乎出现在中国历史的所有重要朝代，其特征是贸易行为仅仅作为政治服从（进贡）的附属物出现。不但进贡国使团的贸易内容受到严格限制，更重要的是朝贡贸易对中国而言更多的是一种负担，用朱元璋的话来概括就是“其朝贡无论疏数，厚往而薄来可也”（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一）。朝廷回赐丰厚，进贡国受惠很大，于是朝贡热情十分踊跃，以致各朝往往不胜其烦，一再下令减少朝贡次数和强度。总之，朝贡贸易对中国而言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来看没有明显的益处，而它与中国帝制相始终（从秦汉到明清一直史不绝书），故不是本文的重点讨论对象。 2、海禁：官方贸易（朝贡贸易+不多的官方出海船队）除了发生严重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始终存在，故‘海禁’一词实指政府禁止中外私商从事海外贸易的政策。 http://bbs.guoxue.com/viewtopic.php?t=421177&highlight= 一、宋代海外贸易政策简述 1、971年设广州市舶司。 2、通商口岸：杭州、明州、泉州、密州（南宋无）、秀州、温州、江阴。 3、税率：细物十抽一、粗物十五抽一。 4、私商海外贸易状况： 外国私商可以在各个口岸照章抽分后进入。989年起，中国私商只要在官府备案挂号后就可自由出海，进出口货物照章抽分。 这是中国海外贸易历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折，私商海外贸易从此异常繁荣，完全压倒官方朝贡贸易的影响。 中国海船在唐代未能进入印度，货物只能由波斯、阿拉伯商船中转；到五代宋初终于直航印度并最终抵达东非，此后元明清三朝的中国海船大体不出这一范围。 二、元代海外贸易政策简述 1、1277年设泉州市舶司。 2、通商口岸：广州、庆元、上海、澉浦、杭州、温州、泉州。后期并为三处：广州、宁波、泉州。 3、税率：细物出口十抽一、进口十抽二；粗物出口十五抽一、进口十五抽二。（对货物出口有政策优惠，进口有关税保护，有些形似欧洲重商主义时期的政策） 4、1277年，设赢利性官方海外贸易组织：行泉府司。由官方组织派出商队从事海外贸易，最盛时拥有各种海船一万五千艘，资金来源为斡脱商人（官商）、私商、政府直接拨款。行泉府司最终成为有海船、有军队的专门经营海外贸易的强大实体。 此后元朝还常年派出各种官方商队进行海外贸易，并在《舶法》中以法令形式明确同意大小权贵、臣僚组织出海经商，只须按例纳税。因此被部分汉儒臣抨击为：“私相博易，屈节番邦，深玷国体”，遂于1296年、1312年两次下令终止普通官员经营外贸。 5、1278年，忽必烈下令推动海外贸易：“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来华贸易者无论官、私，不受限制。 同时取消了自宋以来的博买政策（进口货物交税后由政府优先选购限制性商品），改为抽解后所有进口货物均自由贸易。 6、1284年，卢世荣倡‘官本船’贸易政策，罢行泉府司、禁私泛海者，将海外贸易利润从权贵、巨商、中小私商手中收归中央。1285年卢世荣被处死，随即开海禁、复行泉府司，海外贸易全面向社会开放。 7、从1287年起，在东南沿海开始形成以沙不丁、马合谋为代表的回回海商集团，以朱清、张渲为代表的南人海商集团。后遭打击，但1311年后复得势。 8、1292年，因远征爪哇，“暂禁两浙、广东、福建商贾航海者，俟舟师已发后，从其便”。 1293年，《市舶则法二十三条》颁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独立的海外贸易法规（此前散见于各条规中，不成系统）。 9、1304-1305海禁一年。1308年关闭庆元口岸，1312年恢复。 1312年，元仁宗禁止中买宝货（中外官、私海商用于交易的珠宝香药等奢侈品），但随即造成香货药物“销用渐少，价值徒增，民用阕乏”，后渐复。 1310-1313部分口岸海禁三年，1320-1322海禁两年。1321年罢行泉府司，官方海商几乎完全让位与私人海商。非海禁年间，元英宗一再颁诏鼓励私人出海贸易，其主动性更强于前朝。 1323年，终止两年来的海禁，从此至元末不再有政策变化，海外贸易大盛，达到第二次高峰。‘马船’贸易兴起，元海商开始控制远东-印度-波斯湾的中转运输。 10、私人海外贸易状况：元承宋制，私商出海只需登记办理出海凭证即可自由出海。 小结：宋元两朝的海外贸易政策是非常开放的，除偶尔受到政治波动的短暂影响外，私人海外贸易不但不受限制，反而受到官方的鼓励。这是中国海外贸易的黄金时代，海外贸易年税收值在宋代常常达到100万贯，最高值为200万贯。元代海外贸易税收记录不多，但元初尚不稳定时1289年已达170万贯（由锭折算）+400斤宝珠，规模非常可观。 造成宋元两朝对海外贸易之开放心态的原因很多，重要者不出两点：一、财政需要：黄仁宇指出，宋元的财政结构是相对超前的，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社会资源，也形成了大笔直接的军政开销。故两朝统治者均看好海外贸易的收入，将其作为‘军国之所资’予以高度重视，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在必然。二、文化传统：蒙古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对贸易的依存度是非常高的（对中亚花剌子模帝国的征服就因贸易纠纷而起）。在蒙古国时期他们因为现实的需要和地理位置的优越，与中亚、阿拉伯、欧洲商人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商人在汗廷中有相当高的官方地位。征服宋朝后这一草原时代形成的重商习俗并不改变，因此元朝在推动海外贸易的发展上更具积极性。另外，简单的民族血统区别对宋元时期开放海外贸易的延续性几乎没有解答能力，现实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宋元、生活的需要-蒙古）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传统（元之重商）才是问题的关键。 主要参考资料： 《宋代海外贸易》 《元代海外贸易研究》 《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 《中日海外贸易政策比较史纲》 《中国南洋交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