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12月,岳麓书社出版了清末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的著作全集,这部《魏源全集》共20册,一千一百多万字。其中从第13册至第19册为《皇朝经世文编》,约400多万字。 《皇朝经世文编》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该书是晚清贺长龄(1785—1848)任江苏布政使时,策划选辑的一套从清初至道光五年(1825年)有关经世致用的大型论文类编,命名曰《皇朝经世文编》,此书委托魏源编辑。全书共120卷,于道光六年成书,次年刊行。所选的为官方文书及个人论著、奏疏、书札等,包括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部分,作者640多人,文章2236篇。 作为研究清代历史的资料,《皇朝经世文编》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但是,将该书作魏源的著作收入《魏源全集》,则大乖编书体例而极为不妥。因为,顾名思义,所谓全集,是指作者的全部著作,其中包括作者的诗文、专著、信札、日记等,一言以蔽之,全部是作者自己的作品,不包括作者编辑的别人的作品。而《皇朝经世文编》,既不是魏源编写的,也不是魏源编校的(校者曹堉),更不是魏源编著的,纯然是魏源编辑的。正因为这样,《皇朝经世文编》自1826年成书刊行后,虽经多次翻印,均为单独出版,从来没有谁将《皇朝经世文编》收入几次编印出版的魏源文集中。 关于《皇朝经世文编》是否应收入《魏源全集》,在《魏源全集》的《出版说明》中也曾有所交代。《说明》中说:署名“善化贺长龄耦耕辑,邵阳魏源编次”的《皇朝经世文编》,实际上是魏源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编辑而成的,并有魏源代作的《叙》,原编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不列入《魏源全集》。“如有可能,再另行单独出版。”后经征求专家学者意见,认为“此书名为贺制府长龄所辑,实出于邵阳魏默深一人之手(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虽系时贤论文类编,却充分体现了魏源的经世致用思想,因此《文编》是可以“依古人编书体例”纳入《魏源全集》出版的。何况此书自道光六年问世以来,只有多次古本翻刻,至今尚无校勘标点本,很不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因而新编委会决定,将《皇朝经世文编》纳入全集一道整理出版。 应该说,关于《皇朝经世文编》,上述岳麓版《魏源全集》“原编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不列入《魏源全集》,‘如有可能,再另行单独出版’”,是实事求是的。因为事实是《皇朝经世文编》仅仅是魏源编辑的,不是魏源著作的,更何况策划构思者是贺长龄呢?很明显,魏源于该书是没有著作权的。至于《出版说明》中说有专家学者认为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说《皇朝经世文编》实出于魏源一人之手,因而决定收入,这一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李氏此言,显然是说《文编》的编辑是出于魏源一人之手,而决不是说《文编》是魏源一人写作的。既然如此,怎能将李慈铭这句话作为《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魏源全集》的理由呢? 将《皇朝经世文编》纳入《魏源全集》出版,《出版说明》还提出了三点理由:一曰这样做是因为《文编》“充分体现了魏源的经世思想”;二曰这样做是因为“依古人编书体例”;三曰这样做是因为以校勘标点本“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其实这三条“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试问,若将《皇朝经世文编》校勘标点单独出版,不是同样可以充分体现魏源的经世思想,而方便今天的读者阅读吗?更何况现在这样将《皇朝经世文编》纳入《魏源全集》,既大乖编书体例,书价又高达1980元,这叫想买《文编》的读者经济上如何承受得起?若将《文编》单独出版,书价当然要便宜得多,这才真正方便了广大读者。至于说将《文编》纳入魏集出版,是“依古人编书体例”而行,此话却说得有些语焉不详。请问:此处所说的将纯然编辑的书纳入某人的全集出版的古人是谁?创此编书体例的又是何书? 笔者曾将此疑问请教过好几位著名专家学者,他们都说:既无这样的古人,也无这样的编书体例。据我所知,当今编前人全集者,从来没有谁将全集作者编辑的书收入全集的先例。既然如此,岳麓版魏集的编者又何故将魏源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入《魏源全集》呢?若依此而行,从今以后,凡是某人编辑的书,岂不均可一一纳入其全集出版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