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朝阳门外神路街东岳庙大殿旁的庭院里，有很多石碑。其中一碑独硕大无朋，高４米，外加玻璃罩起，可知是珍贵文物了。这块碑不仅关系东岳庙的历史，而且涉及元朝五代的政治、文化、道教等等，是北京史上值得记述的。 这是元代赵孟頫撰文并书写纪念道士张留孙的碑铭。《日下旧闻考》称此碑为赵孟頫书张留孙神道碑。《光绪顺天府志》称上清真人张留孙碑，赵孟頫撰并书。因张留孙领诸路道教事，平常叫道教碑。这碑最后有一行字：“天历二年五月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立石”。因为赵孟頫已于天历二年前７年死去，有人怀疑这块碑不是赵孟頫写的。 查东岳庙是仁宗延祐时由张留孙在齐化门外置地建造。建造中张留孙病故，由徒弟吴全节继续。到文宗天历元年建成后殿，所以此碑立于天历二年。这是赵孟奉英宗皇帝谕旨撰文书写的，碑文上写得清楚，赵孟頫书丹篆额。古人写碑先用朱笔写在石上再刻称书丹，后泛指书写碑志；篆额即用篆字于碑头处写碑名。这样一个受几代皇帝宠信的道教大宗师的碑铭当时也只有赵孟頫书写才合适。 这碑全称《大元敕赐开府仪同三司上卿辅成赞化保运玄教大宗师志道玄教冲玄仁靖大真人知集贤院事领诸道教事张公碑铭》。碑名很长，缘由元朝五代（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都看重张留孙，不断加封号、官名，所以字数越来越多。 碑文说张公讳留孙，字师汉。是汉代文成侯张良、唐代宰相张文瓘的子孙。说他修髯广颐，状貌甚伟。有相者过之曰：“异哉贵人，七分神仙，三分宰辅。”学道江西信州贵溪龙虎山上。 碑文说岁己未（１２５９年）忽必烈领兵武昌时，已听说天师张宗演的名字（道教正一天师宗始自汉张道陵，相传至张宗演三十六代），派人问候。及平定江南亟召之。张宗演带了徒弟数十人来，皆美才奇士。及入见，忽必烈独独看上张留孙。这样张宗演回去而张留孙留在北京。忽必烈时时召问，张留孙“虚心正身崇俭爱民以保天下”之说，深合忽必烈心意。 碑文还说张公治好了太子和皇后的病，还代表皇帝巡祭方岳，搜访遗贤等。忽必烈想让完泽为相，请张公巫卜，张公以易巫得同人之豫，以为君臣咸吉，于是拜完泽右丞相。忽必烈用丞相都要张公卜卦，可见他权势之大。张公临死，召诸弟子曰：“吾教以清静无为为本，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其宗旨也。今玄教特被宠遇，五朝四十七年，尔徒见其盛也。”希望今后恪恭以报朝廷。 值得书写的是赵孟頫在碑铭中说到自己，感慨平生，不能自已。由于赵孟頫受到忽必烈、仁宗的恩遇，又与张公同在集贤院里共事，所以写张公碑铭时想到自己。赵孟頫以宋代宗室于至元二十三年（１２８６年）为程钜夫所推荐，忽必烈见他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很是重视。赵孟頫也想做一番有益于民的事，其诗曰：“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可见其心志。《元史》说“帝初欲大用孟，而议者难之。”其间数度受到权臣刁难。碑文写“张公已贵，而南北故老儒臣多在朝廷。臣去国三十年复被仁宗皇帝收召待罪禁近。而世祖时同朝略无在者，或仅见其子孙。独张公以高道厚德，服勤累朝，身受恩宠超越常伦。”但张公恐惧自持，至于服食起居节俭如初，而且荐扬士大夫致位尊显者数百人。“呜呼，先皇帝（指仁宗）弃群臣，老臣伏在田里且三年矣。张公遂去世。感叹存没，不亦悲乎？今上（指英宗）皇帝不以臣远去，老病且死，犹记忆之。命以论次公事。呜呼，旨意所及，岂直为张公哀荣哉！” 仁宗最看重孟頫，延祐元年（１３１４年）让赵孟頫回京，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六年因病归。英宗至治元年，英宗叫人到湖州（今浙江吴兴）请孟頫写《教经》。二年六月孟頫卒，年６９岁。而张留孙卒于至治元年十二月。可见这碑文写于至治二年一至六月。碑文说自己老病且死，既感喟又是实话。孟頫对张留孙的死感到悲哀，想到自己老病活不长，但英宗叫他写张公碑，这不仅是张公的生荣死哀，而且是关乎他自己的生荣死哀啊！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6-05-31 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