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 高芾 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０月出版 高芾的《野史记》说不清究竟是“野‘史记’”，还是“‘野史’记”。看它“本记”、“世家”、“列传”……一路写下来，分明有《史记》的影子；但言及政事、报界、大学、文坛时，却充满戏剧性，涉笔成趣，煞是好看，不无戏说之嫌。说是“传说中的近代中国”，人们还是把它当“史”看的。 所谓史者，正野之分，向来没有截然分界。太史公的《史记》，当属正史之祖，但言及陈涉举义时的鱼书、狐语，却分明有来自巷谈稗说的痕迹。在认真的史学家眼里，“传记不如年谱，年谱不如日记，日记又不如第一手的档案”(谢泳语)。那么，一切正史如野史一样，全属扯淡。“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花架雨如丝”，能让人读得爱不释手了，对写书的高芾来说，这就比什么都强。 《野史记》也不是每篇都讲故事，《科举好处说不尽》与《我为什么热爱鲁迅》，就是调侃的杂文与严肃的论文，并没有一丝故事的影子；而《革命时期的爱情》则几乎就是杨沫与张中行旧日情爱的考辨。即使是故事，到了高芾笔下，也不过是为了借史说事，着眼的是时弊，浇淋的是胸中块垒。从这个意义说，《野史记》中的绝大多数篇什，不过是叙事体的杂文。 《一个状元的诞生》，写的是实业家张謇如何凭着运气中了状元，因为收卷的是他的朋友，帮他填了一个他忘了填的字；更因为他的老师势大压人，改卷时帮他夺了个头名。最后收笔，高芾弄出这样一番话来：“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一想到这句特宿命的话，我就能放下《财富》之类的杂志，心安理得地过我的穷日子。”你说这是写张謇，还是说高芾？《到底是中国人》，写不敢死的王云五访问美国，竟有胆量登上那时要立生死状的军用飞机上天遛一圈，最后只有梅贻琦陪他，当时人们都以为友情可贵。看梅贻琦的回忆录才知道，只因没人敢陪，面子上过不去，梅贻琦才冒死登机，自觉如在鬼门关前转了一圈。最后，高芾提到有位澳大利亚人不明白，他的中国邻居在非典期间为什么还敢接待来自中国的亲友，因为“他不明白，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生死’是飘忽不定的，而‘面子’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样的中国人，一时间真不知到底是可怜还是可爱。 至于《拿饭来换学问》，更是有趣。写国学大师黄侃(字季刚)在中央大学上课，上到一半，突然神秘地说：“学校给我的薪水，只够讲到这里，你们要听下去，得另外请我吃饭。”高芾并不认为这是黄侃师德上的瑕疵，反倒摔下一句：“季刚先生死得太早，值得我们拿饭去换一顿学问的老师太少”，这正是杂文语锋，分明有高芾现实的感慨在。 与其说《野史记》证明了野史还可以有这样的写法，倒不如说，野史换种写法，本身就成了杂文。(慕毅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