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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施蛰存，曾有诗云： 挥泪来凭曲曲栏，夕阳无语寺钟残。 一江烟水茫茫去，两岸芦花瑟瑟寒； 浩荡秋情几回复，苍皇人事有波澜； 迩来无奈尘劳感，九月衣裳欲办难。（《我的创作生活之历程》，载施蛰存：《薄暮的舞女》第295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 友人批 其“神似江西”，竟然大大鼓舞了少年施氏的文学梦想。 那个时代的少年，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而往往有极大的创造热情。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施蛰存崛起文坛时，未及而立，后世观之，未免有“时势造英雄”的感觉。《惊蛰时分梦犹存》一篇便从“29岁的杂志编辑施蛰存在洒满阳光的窗下看着《大晚报》副刊编辑崔万秋寄来的邮片”开始写起，既还原“历史现场”，又带出“重大事件”。因为这里读到的信，就是日后引发与鲁迅之争的那两本书《庄子》和《文选》——这张邮片则是“要介绍给青年的书”的表格。高芾的文字，自有一股与众不同的气息，简洁地切入历史纵深，而又不乏一针见血的深刻。这一点，与时下风行的几类文字比较一下，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如谢泳《逝去的年代》，如吴思《潜规则》，如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如余世存《非常道》，如傅国涌《百年潮涌》，都各有其不同的家法与路数，而此书则独标“野史”的“野路子”，所谓“可以道听途说，可以揭隐发微，可以专事小节，可以不顾大义，可以情有所系，可以笔无藏锋”（《野史记》后记）。不过在我看来，此书的好处在于“有史可据，凭思所之”，作者有学术训练的背景在，所以虽其材料看似在意“有趣”的选择路数，但大多可以寻到史料的依据（当然很多是野史）；这种学理积淀为“阐发幽怀”提供了相当好的基础，否则只是“临空蹈虚”，很多议论发得即便“看似高妙”，实则往往“捕风捉影”。 譬如这里的评价施蛰存，就不乏史家之笔的慧眼所及： 施蛰存的小说成就巨大，论者称其为“第一个有意识的、大量的以小说艺术操练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的中国作家”。不过以我之见，他这一路数与他的文学同路人如穆时英、刘呐鸥大异其趣，也未能在中国开启一种小说传统，及身而没，仍是憾事。讨论一个作家对时代的影响，要看他在哪方面推动了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现代》横空出世，由创刊的3，000份到高峰期的10，000份，施蛰存创造了一个纪录，也因此将酝酿已久的“现代诗”推到了前台。（第245页） 这段论述，彰其文学场域活动，而低其艺术创新实绩，我不太赞同。但其立论可以自洽，因为作者提出的一个标准是“作家的时代影响”。这可以看出作者不仅是给我们讲述些野史故事而已，背后是有自己独立的艺术价值判断标准的，这就比较难能了。由此，我们再去看他讲述民初政界的幽默故事，之如袁世凯受辱于王湘琦之侍妾（第46-48页），康有为中举的故事（第12-14页），就大体可以不被表面的噱头所蒙蔽，而可以体味得更深些。至于其谈报人、谈大学、谈文坛，也都不乏自家的眼光。只是，开卷有益之余，我必须申明自家的观点，此类书，我爱它的，是其轻薄，因为可以享“过眼之趣”而不必“正襟危坐”去读书；略有些嫌它的，也在它的“轻薄”，无论是其所述的人事，还是文字的调侃。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家的趣味与喜好。就读者而言，手头若备一册，既可消遣，又长见识，何乐不为？ 高芾：《野史记——传说中的近代中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