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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剑龙（以下简称杨）：在香港出版界，陈先生是一位很有学术眼光和见解的学者型的出版家，我知道您是学历史出身的，曾经在日本留学多年，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 陈万雄（以下简称陈）：不敢当，我在日本留学三年，日本学者的注重史料、注重细部的考证等，对我有不小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注重细节的真实，注重对第一手资料的考据与运用，这是十分重要的。另外，日本学者勤用工具书，对一字一句的用法，辞条定义的准确界定，都认真，不苟且，不含混。但是，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总体上看来，又缺乏大气，缺少宏观的历史观照，以致于将诸多研究的精力拘泥于一些细微末节之中。 杨：我曾经带过一个日本访问学者10个月，他注重历史考据的严谨态度令我十分推崇。但是，我也觉得日本学者的学术研究往往将自己的独到见解淹没于诸多琐碎史料的考据之中，缺乏高屋建瓴式的观照与分析。 陈：但是，中国的学者一度又太注重宏观而忽略细节，以致于缺乏对于史料的关注与分析，甚至将个人的主观见解凌驾于史料的分析上，使得一些观点成为空中楼阁，难以令人信服。或勇于建构“一家之言”，对已有史料、研究成果、既存见解未能予以周密观照与辨析。 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术界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有了活力，对于诸多历史遗留的学术问题敢于深入分析与研究，推翻了以往为政治所左右的判断与分析，并在诸多问题的研究中突破了禁区，在研究方法、学术思维、理论见解等方面，都有着长足的进步。 陈：在大陆的学术研究中，我发现近年来有一种二元对立和扶东倒西的现象，在为历史翻案的姿态中常常故作惊人之语，有的学者缺乏一种历史意识，缺乏将历史问题置于历史语境中进行分析判断的姿态，以致于将一些历史人物、历史问题作了不够准确的分析与判断。诸如：出现了贬低鲁迅而抬高周作人的倾向，出现了过于抬高张爱玲的现象等，这都是缺乏客观、历史的观照的态度。往往以前拔高的，现在要打倒；过去打倒的，现在却拔高，欠缺平衡。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也同样是缺乏历史意识的。 杨：我曾经在上海的《社会科学报》发表了题为《人文知识分子之“病”》的短文，提出近些年来在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研究中的病态，出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的理论自卑现象、一味揣摩分析国际学术界态度的立场暧昧姿态、由学科越分越细带来的视野狭窄状态，这些都导致了学术界偏颇的学术风气。 陈：在学术研究中必须注重学者的个性立场、独立见解，注重具有学术的历史姿态和现代立场，既不为权势所束缚，又不为潮流所左右，说真话，表灼见。我认为在学术界从事学术研究存在着一些非学术的不良倾向，一个是“形而上”的姿态，即一味按“上面”的本章行事；一个是“形而外”的姿态，即一味迎合“老外”的口味行事，一个是“形而下”的姿态，即一味随大流所趋行事，这些研究的态度都不是历史的学术的姿态，缺乏作为学者的学术立场和姿态。 杨：学术研究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如何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记得您曾经在谈到出版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对我很有启发。您说：“发现历史文化的现代意义和以现代意识去理解历史文化，是历史文化类图书出版的重要原则。我们不敢说历史文化使人人能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至少，透过历史的经验，帮助我们增加对当前事物理解的深度，减少我们的迷惑。‘发现历史知识的现代意义和以现代意义去理解历史文化’，与影射式、附会式甚至扭曲式的历史文化读物不同。至于出于‘现代意义’和‘现代意识’而出版的读物，是理论形式上的‘现代’，还是真切的‘现代’认识，区别很大，这真要看知识重构者的现代化程度了。”我认为学术研究的现代精神，并非是出于解决现代问题而简单地从历史深处寻觅答案，而是站在现代的视阈与视角，用现代的观念和方法，在遵循历史真实注重历史语境的前提下研究历史，发现与阐释未被别人发现的问题。 陈：学术研究应该是一种淡泊名利的事业，应该以“十年磨一剑”的精神从事某项研究。我曾经和沈从文先生有过交往，体会最深的无论作为作家还是学者，沈从文先生都是淡泊名利而出类拔萃的，不随波逐流，不斤斤计较，不算计个人的某些利益得失，才能干一行像一行，做每一样都有所建树。 杨：我在香港11月2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施蛰存的文章——《施蛰存：中国文坛全方位巨擘》，人称他为“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施蛰存也是一位淡泊名利的文学大家，他以一种超然姿态、审美的态度处世，不趋炎附势，不怨天尤人，宠辱不惊，崇尚自由，他自称为“四面开窗”，在文学创作、翻译、古典文学研究、碑帖研究等方面都有建树。 陈：我有一枚闲章，刻着“末代农民”几个字，因为我十几岁离开故乡农村东莞，现在那里已经很少农村的气息了。我是以农民的执着与勤奋从事学术和出版事业的，学术研究必须要耐得住寂寞，要一步一脚踏踏实实地去做。 大陆的学者好像对于全球化比较兴奋，更多地看到中国走向世界欢乐的一面，较少关注全球化世界性危机的另一面。中国真正走向世界走进世界，还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必须看到全球化给世界带来的危机。大陆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种种的问题，诸如环保的问题、社会老龄化问题、信仰危机、文人蜕化的问题，等等，都需要学者有敏锐的眼光予以关注和研究。学者的历史意识与现代意识的结合，才能真正发现与寻找到问题的症结，才能真正起到促进社会发展文明传承的作用。我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的报告的最后说道：“中国要走进世界，先要在文化层次去理解中国与世界，至少要同步进行。”我想今天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职责和意义，大概也在于此了。 （注：陈万雄先生系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杨剑龙先生系上海高校都市文化E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