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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的思路有些乱，原因是好几个题目在脑子里打转，到手阅读的书也有些杂。不过，这篇文章涉及的书（旧的新的都有）的信息足够吸引读者，所以还是一路写下来了。我有一种福气，这福气只有跟书有缘的人才会有：想读什么书的时候，同类的书总会纷至沓来，好像我发了邀请似的。因为自己莫名其妙地搜罗了一个标准书柜的旧英汉汉英词典，闲来每位编者的前言，中西交流这个话题至少在语言文字这个层面出现了。朋友知道我雅喜集旧字典，问起双语词典的起源。有据可案的只有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新辞典》。编者李玉汶“于北洋大学校”写的序开头就说：“汉英字典之作，始于英人马利生MORRISON。著作七载，以1822年告竣。售稿于东印度公司。得六万元之报酬。同时坊间所出汉英字典，亦有五六种，然皆鲁鱼亥豕（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校对错误多），今且湮没无闻。”李文还传递了一个信息：“民国元年，有张君在新汉英辞典出，内容简明……我国人所著汉英字典，以兹为滥觞。”舍下藏有“光绪壬寅三次重印”的《商务（印）书馆华英字典》，线装竹纸一册，倒实际是英汉词典。我怀疑这就是“译学进士颜惠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1908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藏版”）的前身。“英华之辑有字典也，假训诂之例，通中外之邮；俾泰西今昔政教艺术诸书，凡有裨于我中土者，译行则藉作梯航，肄习则奉为圭臬。疏明音义，考辨异同。不第中人之学西学者赖之，即西人之学中学者亦实赖之。诚一时之绝业，千秋之盛轨矣！”颜惠庆还说：“往昔曾代商务印书馆成一字典，雅蒙学界钦崇，几于人置一函，私为枕秘。”光绪版《商务书馆华英字典》序里说“特延聘通人重行译著”，所谓通人，我想也就是颜惠庆这样行将驻外任使节的人了。《英华大辞典》排印在即，他就接到清廷的任命。“余将于役美洲，为使臣参赞百度”，所以序是“倚装书于沪北行馆”，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小除夕”。 从书店里买来新出版的《从东方到西方——“走向世界丛书”叙论集》（钟叔河著，岳麓书社2002年8月版，定价38.00元），在“张德彝《航海述奇》《欧美环游记》”篇读到关于英汉词典编纂史的信息：“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1861年创办的同文馆第一批英文学生之一张德彝生前编过“汉英字汇”。1895年他还为自己的著作《英文法规》写序。我翻遍了手里有的一柜子大小字典词典，序文空议论的居多，考证英汉汉英词典源流的几无。因缘际会，日前买到张国刚等著《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定价37.00元）。无意插柳柳成荫，倒是读到“十六世纪西方对中文的认识”，得知法国人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在梵蒂冈图书馆就见到过《中文方言手册》（ALPHABETUM IDIOMATIS DE CINA）。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写过《汉语札记》（NOTITIA LINGUAE SINICAE）一书。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多明我会士迪亚兹编写了《卡斯蒂利亚语释义的中文词汇》（VOCABULARIO DE LETRA CHINA CON LA EXPLICATION CASTELLANA）。1732年，卡斯托拉诺神甫编写了一部拉丁文、意大利文和中文“三合璧字典”。1733年另一位住澳门的神甫编写了《汉字西译》中拉字典。1703年，广州出版木刻本《官话语言文法》，这是多明我会神甫巴罗编写的汉语教科书。“现在知道耶稣会士写的中文语法书，最早的是卫匡国的《中国文法》，此书以拉丁文写成，并未出版，原稿藏于格拉斯哥大学HUNTER博物馆。” 我本想在沈定平著《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商务印书馆2001年6月版，定价35.00元）里再找些相关材料，结果读出另一番天地——超出语言沟通之外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沈序里有这样的话：西方启蒙思想家通过耶稣会士的媒介“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世界”。这当然指中西文化交流之初，也就是“丝绸的秘密”未被揭开之前。莱布尼茨说“这是一次相互的启蒙”，说的就是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公元一二世纪之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若明若暗”，“随着丝绸贸易的兴盛，欧洲关于中国的知识已有了巨大的进步。”为了交换丝绸，欧洲人的“贵重金属也不断流向东方”。普林尼说：“我们为我们的奢侈和妇女所付的代价是这样大。”黄金和白银“是罗马世界整个货币化了的经济体系的基础……‘由东方贸易造成的黄金和硬币的外流乃是罗马世界经济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欧洲不再依靠中国供应生丝是在542年。从此缓解了欧洲丝绸产供的危机。丝绸贸易带来的中西文化交流“为尔后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丝绸贸易理所当然地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大盛事。”沈著的主题是“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我倒觉得第一章“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读起来很有收获，而且过瘾。 也是最近在潘家园以百元的代价淘到192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文版《战后新编英文世界地理》（GEOGRAPHY OF THE WORLD BY WOLCOTT），又在新书店看到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定价24.00元），想是也与中西交流有关，买来浏览。周振鹤的序说：“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地理学科对于中国起着某种意义上的先行学科作用。先进的中国人，就是从认识世界地理开始，才打破了传统的中国与四夷的天下秩序的旧观念，接受万国并存的世界意识，进而充分理解到自身缺陷，产生向西方学习的念头”的。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是中国人世界地理概念的启蒙读物，“当天朝大国的臣民发现这个大国只不过占据地球一小部分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所受到的震撼有多大。”西方地理学知识的真正传播是在十九世纪。传播的途径也是基督教传教士。1890年梁启超“从坊间购得《瀛寰志略》读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国。”此书是中国学者受西方地理学影响写成的。“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请人翻译过《四洲志》。周文说此书从未刊刻，我却在福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画册《林则徐》（1996年12月，定价380元）里看到书影。林则徐说过这样的话：“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魏源的《海国图志》也是他怂恿写的。1902年到1910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865种，据邹著统计译作即达330种，地理学译著也有几十种，兹不一一列举。《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的实证方法给有兴趣考察中西文化交流的人提供了便利。 在冷摊上找到贴有“上海内山书店”标签的木枝增一著《高等国文法新讲——品词篇》（东洋图书株式合资会社，昭和十二年版），猜测到鲁迅时代，中国人仍然通过日文书籍来接触新学。同时在冷摊以一篇论文的稿费为代价拿下两巨册日本贵族和平民学者联合编写的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出版的《英华和译字典》（也就是英中日词典），在这里找到“戊戌变法”前后的英汉词典编纂参考了日本出词典的依据。颜惠庆主编的那本英华大词典，版式设计也能看出明治版的影子。这就引起了再去找中西文化交流书籍读的兴趣。下面便是阅读时记下的信息。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定价39.80元）“英译者序言”里说：1614年金尼格神甫把利玛窦的日记带回罗马并翻译成拉丁文。1615年出版时，因为金加进了1610年利玛窦死后的材料，所以日记变成了“札记”。这本书“重新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门户。三个世纪以前，这扇门首先由马可波罗打开，后来多疑的公众又在他的后面把门关上了，他们把他神话般的记述大多看成是一位想入非非的旅行家骗人的故事。”1910年，利玛窦的意大利原文日记以《利玛窦的历史著作》为名出版。1947年，《利玛窦全集》出版。“英译者”还提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和《中国及通往中国的道路》两本书，给人一种遥远的故事的感觉。利玛窦对北京的描写是几十年前居住在北京的人不陌生的：“北京很少有街道是用砖或石铺路的……冬季的泥和夏季的灰尘同样使人厌烦和疲倦。由于这个地区很少下雨，地面上分离出一层灰尘，只要起一点微风，就会刮入室内，覆盖和弄脏几乎每一样东西。……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都要戴一条长纱……” 李文潮等编译《莱布尼茨与中国》（科学出版社2002年2月版，定价50.00元）第一章的副标题是“莱布尼茨的《中国近事》与欧洲对中国的兴趣”，开篇即说：“十七世纪欧洲文化方面最伟大的发现是认识了中国，发现了一种与西方旗鼓相当的文化，一个高度发达而又陌生的帝国。美洲的发现曾给欧洲带来巨大的财富，中国的发现同样将给欧洲带来财富，不过与金银不同，这种财富可以传到世界各地同样发挥作用，而在自己的发源地却不会随着外传而日益减少。”门多萨编辑的《中国游记》从1585年到1663年出了28版，被翻译成7国文字；利玛窦的《中国札记》三十年里再版12次，被翻译成6国文字；曾德昭的《大中国志》1642～1678年间出了9版，被翻译成5种文字；卫匡国的《鞑靼战记》到1706年出了21版，被翻译成9种文字。《中国新地图》在欧洲于1665年出版。 关于中西文化交流的书籍坊间还可以找到一些，比如林仁川、徐晓望著《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冲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定价20.00元），中国对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二编》（大象出版社2002年9月版，定价20.00元），吴孟雪、曾丽雅著《明代欧洲汉学史》（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版，定价15.00元）和吴孟雪著《明清时期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0年7月，定价14.00元）。 本文最后想提的书是夏晓虹著《晚清社会与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定价16.00元）。我是几个月前读过陈平原为这本书写的序的。仍然觉得值得一抄他自己也重抄一遍的谈“晚清魅力”的文字：“这种‘上下求索’的姿态，着实让人感动。比起立场坚定的‘战士’，我更喜欢‘思想者’。除了同样需要勇气与毅力，后者更必须在怀疑中自我抉择，以及承担绝望中抗争的痛苦。晚清文人中，具有思想家气质的其实不太多，但普遍崇尚独立思考，就因为时代并没有提供统一的答案，非自己决断不可。还有一点值得后人羡慕，那就是晚清文人多特立独行，洒脱自然……”夏书第二章第三章“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文化”与“梁启超与日本明治小说”研究成果不小。限于篇幅，兹不一一。 原载：《博览群书》2003年0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