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山杉先生在6月20日的《上海书评》上撰文，指出李雪涛先生所著《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误将王静如（1903-1990）先生的话当作王国维的论述加以引用。文中还谈及德国汉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1864-1925)。笔者对这两位中外学人曾有关注，现将一得之见写出，聊供参考。 王静如于1903年出生于河北省深泽县。1927年入清华研究院，师从语言学大家赵元任（1892-1982）先生。1929年毕业，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3年被委派以海外研究员名义赴法、英、德等国进行语言学和史学研究。1936年回国后曾任职于当时的北平研究院，后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任教。解放后先后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研究员和教授。1990年因病逝世。他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 王静如在学术研究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要的是西夏语和西夏学研究。他在1932-1933年出版的《西夏研究》第一至第三辑是极具原创性的奠基之作，1936年获法国茹莲奖，至今仍是治西夏语文者必不可少的要籍，故前几年已经重印。此外，他在汉语音韵学、汉藏比较和突厥、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上也有成就。早在1927年，他就完成论文《中台藏缅数目字及人称代词语源试探》（1931年发表于《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这是在汉藏语方面，中国学者最早用两种语言的数目字以及其他语言的词汇来系统地进行比较的论著。解放后，他参加少数民族及其语言的调查，1955年发表的《论达斡尔语言问题的初步意见》和《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都是很有影响的论文。《西夏研究》以外的主要著作编为《王静如民族研究文集》，由民族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可惜印数甚少，流传不广。学术著作目录则见于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出版。 笔者对王先生最为感念的，是他对“吐火罗问题”（The Tocharian Problems）的研究。这个难题头绪纷繁、假说众多、矛盾丛生，至今没有解决。笔者上世纪六十年代读大学时，初次涉及，苦于无法入门，待看了王先生1943年发表在《中德学志》第一、二期合刊上的长文《论吐火罗及吐火罗语》（已收入前文提到的文集，第89-152页），才明白了问题的来龙去脉，现在想来，虽事隔四十多年，当时快慰之情，犹如昨日。除此文外，他发表过下面三篇相关论文： “Arsi and Yan-Chi, Tokhri and Yüeh-Shih”，Monumenta Serica（《华裔学志》9, 1944） 《重论ārsi，ārgi与焉夷、焉耆》（《史学集刊》第五辑，1947） 冯承钧编译《〈吐火罗语考〉序》（1957） 其中有一篇是用英文刊载的，在国际学术界颇有影响。他还曾把西克（E. Sieg，1866-1951）教授的德文论文“Und dennoch 'Tocharisch'”（SPAW，1937，130-139）摘要译成中文，题为《论吐火罗语之真实性》，刊载于1939年出版的《研究与进步》第一卷第二期。 王先生在谈吐火罗语时有一处小错，即把这种语言与印度、伊朗语等，一起归入印欧语系东支，其实吐火罗语表现出一些属印欧语西支（Centum语组）的特点，不过关于此语言在印欧语系中的地位，是印欧语言学上长期讨论的课题，至今也没有取得共识。我国学者也常把吐火罗语的系属弄错。岑麒祥（1903-1989）先生所著《语言学史概要》出第三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出版）时，后人加了一些“评注”，其中一条说：“吐火罗语族现今叫安纳托利亚语族。该语族包括吐火罗语和赫梯语。”（第147页）赫梯语与吐火罗语并不同族，它与另外一些小亚古代语言合称安纳托里亚语族，这其实是印欧语系语言分类的常识。 孔好古，或译康拉迪、康拉德，我国学术界对此人其实也不陌生。他1864年生于Wiesbaden，父亲是牧师。早年主修古典语文学、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后治藏文，然后又把兴趣转向汉学。1891年到莱比锡大学担任讲师，1897年升任副教授，1920年成为教授。1903-1904年在北京访问，著有《在北京的八个月》。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在楼兰遗址所获简牍和纸文书，即是由他进行研究的。孔氏于1925年卒于莱比锡，其学术为他的女婿Eduad Erkes（汉名叶乃度，1891-1958）继承，叶氏也是知名汉学家，亦长期任教于莱比锡大学，二战后东西德分裂，他留在东德，1958年病逝。 莱比锡大学是欧洲比较语言学的重镇，知名教授有雷斯金（A. Leskien，1840-1916）、布鲁格曼（Karl Brugman，1849-1919）等。特别是布鲁格曼，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他与友人组成“青年语法学派（die Junggrammatische Richtung）”，把历史比较语言学推进了一大步。后来影响巨大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早年也与他们很亲近。因此，孔好古同样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学术背景，于是他尝试把研究印欧语系语言中发展出来的比较方法用在非印欧语的研究上。1896年他在莱比锡出版了一部著作《印支语系（汉藏语系）中使动名谓式之构词法及其与声调别义之关系》（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m Tonaccenten），此书还有个副标题《印支语系特别是藏语、缅语、泰语和汉语的比较语法研究》，从书名即可看出，写作目的是用比较语法的手段来证明藏、缅、汉、泰等语言有亲属关系。他认为印支语系可以分为东西两支，西支是藏缅语群，东支是汉台语群，而孤立语类型的东支是从黏着语类型的西支变化而来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87-1945）在1926年曾就此书评述说：由于汉学家不怎么通晓语言学，书虽屡受好评，但他们不能体会孔好古理论的深度，也不能对他探索的方向提出中肯的批评。 被尊为中国“非汉语”研究之父的李方桂（1902-1987）先生早年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时曾受过良好的历史比较语言学训练，也读过孔好古的著作，颇受启发。他回国后在1937年发表《中国的语言与方言》一文，最早提出汉藏语系分为汉语、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族的论点。这一分类方案至今仍是我国汉藏语系学界的主流观点。追溯起源，实在与孔氏的早期工作有关。最近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撰一文，题为《康拉迪（1864-1925）与汉藏语系的建立》，发表在《汉藏语学报》第四期（商务印书馆，2010年4月出版），于此论证甚详，可参看。 林语堂（1895-1976）在莱比锡大学留学时亦受教于孔好古，他在自传《八十自述》中也曾提及。林氏早年在语言学方面做过不少工作，有相当贡献，论文汇集为《语言学论丛》一书，1933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还值得一提的是，林语堂当年与孔好古的另一弟子Bruno Schindler（1882-1964，犹太人）友善，此人亦为汉学家，是著名的东方学刊物Asia Major（《泰东》）的出版人（这个学术刊物几经变迁，现在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出版）。林氏曾在该刊1924年第一卷上发表一篇英文论文，题为“A Survey of the Phonetics of Ancient Chinese”，是他拟研究汉语古音的一个提纲。 孔氏的学生中还有一位较著名的学者，乃奥地利裔的Otto J. Maenchen-Helfen （1894-1969），季羡林先生在其所著《留德十年》中提及此人（季老将其名字译为奥托·冯·梅兴-黑尔芬）。他的语言和文献知识非常丰富，通晓希腊语、拉丁语、各种斯拉夫语和各种亚洲语言，也懂中文、日文，并从事欧亚大陆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他后来去了美国，从1948年起担任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1961年退休。所著《匈人的世界：历史和文化研究》（The World of the Huns, Studies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是其代表作，经其学生和同事整理，197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原载：《东方早报》2010-7-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