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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赵健秀等人于1974年发表了相当于亚裔美国文学独立宣言的《啊晰!》，从而正式启动了该文学的自我建构之来，华裔美国小说创作似乎一直存在着两条互相交叠、同时又在回顾与前瞻视角运用上兼容并蓄的发展轨迹。一是以赵氏和汤亭亭为代表的旨在恢复历史与族群真确性(ethnic authentication)，并藉此重塑华裔美国人整体形象的写作。再就是以雷祖威(David alongLouie)、梁志英(Russell C . Leong)和伍惠明(Fae Myenne蝇)等为代表的以挖掘当代华裔美国个体经历的多重性和内在复杂性为主要特征的创作实践。众所周知，汤亭亭的几部重要叙事作品—如《女战士》(1976) ，《中国佬》(1980)和《猴王孙行者：他的伪书》(1990)—以及赵健秀最有影响的叙事写作《中国佬太平洋与旧金山铁路公司》(1988)和《唐纳亚》(1991)，其创作灵感大都来自华裔美国族群身份形成之前或形成的过程中，即二战后的30年间。因此，尽管两位作家的创作视角和采用的叙事策略有很大差别，他们通过小说写作传达的社会与文化关注却非常相似。那就是，对华裔美国人存在圈限性(existential liminality)的严肃思考和对华裔美国文化身份的协商(negotiation)与建构[1]。汤和赵当时要面对的主要有两种再现困境：一是占主导地位的欧裔美国价值观念间接地剥夺了能准确和有效表达华裔美国人感知(sensibility)的语言手段；二是在欧裔美国文化原型的主宰下，根本无从谈论华裔美国历史。赵等人之所以用《啊晰!》作为那部文学选集的标题，就是想用陌生化的中国式呼喊来置疑所谓纯正英语的普世性，并由此提出了一个抗争性的观点，即“那种认为一个少数族裔作家愿意用漂亮、正确且充满韵律感的英文句子思考、相信他是在用这种英文写作，或者以掌握这种英文为奋斗目标的观点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白人至上论”[2]。与此同时，赵与汤又通过有选择地挪用中国文化典故和文学传统的做法，试图为华裔美国(Chinese America)再造一个既不是欧裔美国文化附属品，又远离中国文化源头的华裔美国文化和历史。这些奠基式的文学关注和与之相应的叙事策略，在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崭露头角的雷祖威、梁志英和伍惠明的笔下可以说已经基本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这些作家对华裔美国人心理和欲望层次的深度探索，对族裔身份思考的相对化和复杂化，以及对小说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更为自觉和有机的把握。此外，雷祖威和伍惠明是两位公认的修辞高手；而梁志英在抒发离散情怀方面则独树一帜。尽管如此，华裔美国历史这个将赵健秀和汤亭亭推向华裔美国文化前沿的命题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化。反之，它在变化了的语境中以不同的方式，潜移默化地调动和影响着三位作家各自的文学想像。本文要分析的是三位作家的几篇代表作，即雷祖威的短篇故事(生日》(1992)、梁志英的短篇故事《何所不死?》和伍惠明的小说《骨》(1993)。通过分析和探讨这些作品中的各种形式策略与主题特征，笔者试图从一个侧面勾画出当代华裔美国小说创作的轮廓、关注与走向。 一、 雷祖威：情感(affect)与移情 雷祖威(1955-)的短篇小说《生日》是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一部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与当时已发表的大多数华裔美国小说相比较，该作品有令人耳目一新之处。首先，它以华裔美国男性和白人女性之间的感情纠葛为题，大胆改写了历来主导华裔美国叙事写作的“族裔认同”( ethnic i-dentification)程式，同时又对族裔互涉关系(interethnic relations)的复杂性作了发人深省的探究。众所周知，赵健秀与汤亭亭喜欢在他们的作品中用讽刺手法反衬华人在美国社会与文化中被歪曲和被排斥的困境，并经常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某种自嘲或玩世不恭的口吻。雷氏写作依循是另外一条路径：他似乎更善于通过比喻或象征手法来揭示华裔美国人深厚浓烈的情感世界和充满张力的华裔美国主体性。此外，雷氏经常有意识地避免在写作中直接指涉华裔美国历史，以此来凸显文学形式在小说创作和解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历史背景在这类建构中的文本化特征。 《生日》一开篇就把读者带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场面：“门外有个壮汉在用拳头使劲敲门，以至于整面墙都随之颤动起来。就算整栋房子都被搞垮，那也是他的事。反正是他自己的房子；爱怎么砸就怎么砸，跟我没有关系。”[3]读者从这段描写中得出的印象是，使用第一人称讲话的“我”既是该房屋的访客，又对敲门的房主抱有一种明显的抵触情绪。叙事人自相矛盾的身份和他充满张力的感受于是告诉读者：他们正在跟这篇小说的修辞性打交道。从故事的后续发展中我们逐渐了解到，叙事人是个叫华莱士·王(Wallace Wong)的华裔男性；敲门的则是以写电影脚本为生的白人富兰克(Frank)。富兰克与其前妻茜尔维(Sylvie)生有一个叫威尔比(Welby)的男孩。二人离婚后，华莱士与失去了儿子监护权的茜尔维堕人爱河。其间，华莱士与威尔比相处甚好，并许诺后者生日那天要带他去看棒球比赛。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既平凡又无悬念的故事。但这段文字对叙事人进入富兰克住宅的真正动机并没有交代清楚，对他与后者之间颇为古怪的互动关系也无任何解释。这就使得解读过程变得十分不确定。为了弄清楚这些暖昧关系的实质，读者因此有必要与文本拉开一定距离，从宏观的角度考察一下并非按时间顺序组合起来的故事情节。故事的结构因此可以分成这样五部分：(1)富兰克在敲门(现在)；(2)华莱士的内心活动：富兰克与前妻茜尔维艰难的离婚过程；华莱士本人在此期间与茜尔维相爱；他对威尔比的许诺；茜尔维突然不辞而别(倒叙)；(3)富兰克在敲门：华莱士原来是呆在威尔比的小房间内。而富兰克则是在自己的住宅内敲打他孩子的房门(现在)；(4)华莱士与其移民父母就他和茜尔维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分歧；富兰克试图阻止华莱士在威尔比生日那天到访；华莱士未经富兰克许可擅自进人威尔比的房间并将自己反锁在内(倒叙)；(5)富兰克向华莱士下逐客令；华莱士在威尔比的房间里为孩子画图留言；他从窗口看到一个穿着俗气的女人驱车而至并与富兰克亲昵拥抱；他决定离开，临走时进人厨房，完成了富兰克为威尔比准备了一半的生日蛋糕丈现在 )。故事的结构似乎能为读者带来两点启发：一是雷祖威最初为读者展示的场景实际上是故事的中间部分；而这样做的结果则凸显了华莱士与威尔比之间的特殊关系。二是文本通过华莱士拒绝给富兰克开门的情节将后者描写成了一个在自己家中的“闯人者”。这是雷祖威相当高明的一个写法。因为它为作者在故事后半部分揭示华莱士复杂的心理过程做了有效的铺垫。 从解读程序来看，读者在此应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故事题为《生日》；但作者为什么对作为叙事中心的威尔比却没有任何直接的描写?实际上，读者对威尔比的了解完全是经过华莱士记忆过滤的信息。也就是说，华莱士的心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种调控故事情节起伏的作用。与此同时，华莱士的所有思考又都建立在他要信守自己对威尔比承诺的前提之下。在此情况下，始终缺场的威尔比与信誓旦旦的华莱士便构成一个自相矛盾又富于启示性的修辞建构。笔者认为，令华莱士魂牵梦绕的其实并不是威尔比，也不是华氏对后者的许诺，而是不辞而别的茜尔维。作者在文本中并没有直接提到这个使华莱士刻骨铭心的细节与他对威尔比的承诺之间的关系，而是通过暗示和转喻的方式逐渐营造并烘托出二者在文本互文载层上(intertextual register)的融合。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华莱士在威尔比房内的一系列心理活动得到体现的。比如，他记得自己曾与威尔比情投意合；沟通的手段是线条不太复杂的儿童彩笔画，如兔子、猫、牛、骆驼、小鸟之类。然而，当他环顾四壁时，却是满目的激光枪、航天器、几何图形，还有女人的乳沟。这使他对自己和孩子曾经拥有过的“更简单的世界”感到十分留恋，同时也意识到，那些图片好像并不是威尔比的选择，也不是将自己与威尔比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想：“他现在肯定已经是另外一个人了。他了解的那个世界已经变大，就像我们在一起时他的味觉变得越来越健全一样。那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他那变大的世界中，究竟还有没有我的位置……我画的那些画还能让他喜欢吗?我的意思是—我应当知道其中的答案。”[4]华莱士的这段内心独白充满了感慨、疑虑和不安。笔者认为，华莱士对威尔比的深切关注其实不过是他对茜尔维难以割舍的爱恋之情的一种另类表述。同理，他坚持要在威尔比生日那天履行自己的诺言也暗示着他希望茜尔维能兑现她曾经对爱情作出的承诺。简言之，华莱士要找的答案并不是威尔比是否还看重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是茜尔维为什么突然离他而去。在故事的结尾部分，有两个细节非常重要。一是华莱士在威尔比房内望见街上那个女人从车上拖下行李，意识到她是搬来与富兰克同住，不禁自言自语道：“她可别自以为能取代威尔比母亲的地位。’，[5]二是华莱士在那女人抬头回望他时沮丧地发现，她不是别人，正是茜尔维本人。这两个细节无形中凸显了他理想中的茜尔维和现实中的茜尔维之间的反差，并由此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和结局。当华莱士为威尔比做完生日蛋糕即将离去时，他向读者吐露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在这么在长的时间里，我这是第一次感到—也许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心平如镜。”[6]华莱士之所以能心怀坦荡地离去，是因为他看到了茜尔维感情不专一，特别是她并不爱自己的事实，并藉此为自己在情感问题上作出某种道德上的判断找到了依据。《生日》就这样以华莱士与威尔比之间的关系为借口，通过感人的叙事手法探索了故事主人公复杂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在描写华裔美国男性与白人女性之间的情爱关系方面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 二、 梁志英：离散的重负 如果雷祖威的写作可以用才情并茂来概括，那么梁志英(1950一)的小说叙事则可以用厚重、凝练来形容。与雷氏相比，梁对美国华人社会地位的思考似乎更加直接、冷峻和执着。两位作家在这方面的差异在于：雷氏基本上是在以白人中产阶级为主的美国东部城镇生活与成长；梁氏不仅出生于旧金山的中国城，而且还参与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20世纪70年代初以美国少数族裔内城(inner cities)和大学校园为主战场的亚裔美国文化复兴运动。他的文学创作构思因此与汤亭亭和赵健秀等作家的艺术想像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延续性。但梁氏艺术个性的成熟期明显晚于汤与赵；他在小说中擅长表现的社会问题—如酷儿关系(queer relations)和离散的暖昧性—亦是近年来才在华裔美国文学创作领域中产生重大影响的新焦点。梁氏在华裔美国文学再现方面的这种历史与文化跨度是他最为与众不同地方。尽管如此，梁氏在对这两个当代文学主题进行探索时并未追随心理分析和后殖民批评方法所推崇的解构套路和与之密切相关的文本嬉游性。反之，他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根植于他个人经历的物质性土壤之中，同时又使文学再现得以最大程度的修辞化(rhetoricization)和中介化(mediation)。有鉴于此，梁氏的读者有必要探讨其政治理念与艺术原则之间的关系，进而把握他文学叙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限于篇幅，笔者在这里主要想通过对梁氏短篇小说《何所不死?》的分析，对他着力表现的离散问题进行些许观察和评论[7]。 该短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名叫安德鲁(Andrew Tom)的49岁华裔美国男子去中国寻找亲生父母未果的故事。安德鲁的父亲恺撒(Kaiser Tom)出生于美国，因不满资本主义制度，于1940年代末放弃美国国籍，奋不顾身地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在中国期间，他邂逅并爱上了南京姑娘美玲(Mei -hng)，婚后生下安德鲁和他的姐姐艾菲(Effie)。安德鲁两岁时，他父亲托人将他姐弟二人送回美国，与住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奶奶一起生活。由于冷战时期中美之间存在着敌对状态，偶尔的书信往来便成了安德鲁后来与父母联络的唯一方式。即使是这样的联系方式，也在麦卡锡主义的白色恐怖和文化革命的动乱中被打断。梁氏将安德鲁与其父母失去联络20多年的时间断层作为制造故事悬念和读者想像空间的起点：他先是让安德鲁从父亲在香港的友人处打听到自己的双亲均死于文化大革命的消息，然后又让安德鲁和艾菲于文革后的1978年突然收到一封从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寄去的公函，通知他们恺撒与美玲在四川成都附近的一次火车相撞事故中双双催难。就故事的叙事层面而言，这些都是安德鲁要去中国访问的最佳借口。读者从故事后来的发展中可以了解到，作者安德鲁在中国的访问的叙事安排，实际上造就了更多关于安德鲁父母历史的版本，而且几乎都无从考证。比如，他母亲据传是身居高位的中共党员，对他父亲有重大影响；他父亲后来成了北京大学教授，参与北京市政建设的核心规划，但文革中被送到乡下劳改；他父亲在文革后期不堪政治运动的压力试图返回美国，但受到母亲的抵制；他于是带着秘密文件乘火车南逃，行至成都附近时火车突然爆炸，他也随之身亡[8]。故事并没有交代安德鲁母亲在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没有说明她是否还活在世上。但具有跨文化常识的读者不难看出，文本中对中国社会的这些描写明显渗透着冷战时期的假想和只有在好莱坞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对中国当时政治生活的程式化图解。然而，这些看似简单化的情节其实是用来暗示时间与地域的隔阂在主人公意识中产生的疏离化与神秘化效应。换言之，梁并没有用关于安德鲁父母身世的传说来拉近安德鲁与他出生地中国之间的距离。反之，这些情节起到了一种使读者质疑安德鲁与其父母之间关系可靠性的效果。正因为如此，当安德鲁感觉自己寻找父母去世真相的一切努力都已走进“死胡同”时，他自言自语道：“我并不在乎他们〔他父母〕有自相矛盾的国家效忠情结；我只在乎他们与我独一无二的关系。”这里所说的儿子与父母之间“独一无二的关系”已经不是文化寻根的代名词，而是美国华人难以化解的族裔身份困境的修辞表征。 实际上，安德鲁得到父母死讯后的最初反应是如释重负：“我现在终于能彻底抛弃将我和他们的历史，和那个从来不属于我的国家捆绑在一起的最后一点联系了。”同时，他又“鬼使神差”地提笔给已经故去的父母写信，其中包括这样的字句：“我身体中的所有神经线都与脚血脉相通。我是从脚开始感受生命的。我一生都四处游荡，同时也一直想弄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将我遗弃?”[9]这段充满象征意义的文字是故事的意识中枢，其叙事动态由两个抽象且互相联系的意象—“脚”和“父亲”—组成并支撑。实际上，梁从故事一开始就向读者强调了“脚”在安德鲁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奶奶的缠足、爷爷因患小儿麻痹症而落下的跋足，以及一位当过土匪的先辈的假足。梁氏通过这些意象要强调的是：安德鲁是几代“脚有缺陷”(imperfect feet)的祖先的后代[10]。这种以脚为喻的写法看似单纯，但如果放在安德鲁信中提到的自己被父母“遗弃”的修辞语境中去考察，其意义就相当具体了。因为“脚”在这里专门用来暗示华裔美国人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漫无边际地徘徊与仿徨的困境。脚的“缺陷”既象征着被剥夺历史与文化的痛苦，又反映了不得不与祖国保持血缘关系的牵绕，还有因此而遭受居住国种族歧视与政治边缘化的不公。用这样的脚走起路来只能是步履瞒珊。安德鲁与中国若即若离的关系不仅决定了他寻父的暖昧性和不稳定性，而且也突出了“父亲”在此追寻过程中的借喻特征和对安德鲁内心活动越来越强的反衬作用。这尤其体现在他路过重庆时观看一位民间艺人站在木凳上用饱含墨汁的布团在一张铺在石碑上的白米纸上作画的情形。随着那人手臂的运动，米纸上逐渐出现了一个画面。安德鲁看“呆了”，觉得作画人不断运动的体态完全有可能就是他父亲的化身，而作画人手中紧凑的布团则是他自己的“婴儿之躯”。他“渴望着被父亲的手触摸”，但又不愿面对自己的这种渴望[11]。在故事的其他部分，安德鲁在飞机上梦见乘火车南下的父亲凭窗远眺；刻在古老墓碑上的男女人形也使他联想起自己双亲的音容笑貌。在这些描写中，父亲一方面虚无缥缈，另一方面又无所不在。这种状况于是反衬出故事标题《何所不死?》在文本修辞建构中画龙点睛的作用。“何所不死?”可以用“什么地方有不死之国?”的白话来是表述，是屈原《问天》中的名句。关于《问天》的文学与社会意义，学界有诸多观点。梁氏在此挪用的只是这首词的宏观语境，即屈原遭谗言去职后，被流放时的愤感与感慨。因为他的这种心境恰好与安德鲁的放逐心态相吻合。而后者试图弄清楚他父母死亡真相的努力，就像屈原责间苍天一样，是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的。故事以描写安德鲁在一条沿江而下的摆渡船上自言自语收尾：“我的思绪像江水一样奔腾不止。我已经不再试图理清我父母生命中看不见的那些分支与暗流……即便我能将他们每一天的生活都纪录下来，那也不过是一堆江中的石子，一片由事实堆砌成的干枯的河床。”[12]安德鲁与其父母之间的关系这个原先用来暗示华裔美国人文化归属的象征，因此失去了它表面上的指涉功能，成了华裔美国人离散想像中一个抹不掉的“痕迹”[13]，一个关于“不死之国”的浮动的意符。中国是华裔美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情感因素，但该因素的象征性大于其实质性。 三、 伍惠明：编排记忆、建构读者 伍惠明(1957一)是20世纪90年代涌现出来的华裔美国作家群体中一位十分令人瞩目的女性小说家。众所周知，她的第一部作品《骨》甫一问世，立即成了脍炙人口的畅销书及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部新经典，而且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华裔美国文学领域中的必读课本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伍氏这本小说之所以对读者能有如此持久的吸引力，除了它讲述的动人故事之外，似乎还与下面几个因素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是小说大胆地探索了近现代华裔美国移民史上较有争议的“纸面儿子”(paper son)现象[14]，并通过以局内人身份对该现象及其后果进行戏剧化的再表述，为读者提供了关于华人在移民美国过程中承受失语和弱势化后果的一个历史原型。二是小说的可读性。这主要体现在伍氏的写作风格上：她不仅文笔流畅，而且行文朴实无华，从而能使小说的叙事简练、切题、引人人胜。三是作者的女性主义视角。尽管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以假身份“混人”美国的广东籍“纸面儿子”梁(Leon)，但这种身份给他带来的社会边缘化效应又使小说的女叙事人—也就是梁的女儿蕾拉(Leila)—担负起了重新讲述父辈磨难的重任。然而，伍惠明的女性主义叙事并没有重复一些早期华裔美国写作中的排他性倾向。反之，她将不同性别和不同历史之间的张力作为小说重新建构和编排华裔美国集体记忆的协商点。笔者认为，伍氏小说推崇的这种超越华裔美国人自我感受的建构性(constructiveness)是她对当代华裔美国文学想像和再现策略的一次重要介人(intervention)。 在叙事层面上，《骨》实际上讲了两个故事：一是关于梁失信于他的“纸面父亲”老梁(Leong)的故事。后者曾要梁保证将其身后的遗骨运回中国掩埋，以此作为条件将梁以亲生儿子身份办到美国。但梁进人美国后，立刻陷入了由贫穷和恐惧编织的罗网，同时又为偿还老梁为他移民美国付出的几千元美金在旧金山中国城拼命做工。辛劳之中，梁无暇顾及自己的誓言。结果不仅丢了老人的尸骨，而且还在与别人合资办洗衣店时被骗。然后，二女儿跳楼自尽，三女儿出走，自己也和妻子分居。二是关于梁家三位生长在中国城的华裔美国姐妹的故事，包括她们寻找自我时的迷惘与痛苦，她们与父辈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她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书中的最大悬念是牵动所有人物命运的一个悲剧：即梁家二女儿欧娜(Ona)的自杀。从表面看，这场悲剧似乎是梁氏夫妇反对她与曾欺骗过梁的拉丁裔美国人之子奥斯瓦尔多交往的结果。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梁与奥斯瓦尔多之父合资开洗衣店的动机是尽快致富，而尽快致富的压力又来自于与梁“纸面儿子”身份缠绕共生的就业困境。下面是梁的大女儿蕾拉在一堆发霉的旧书信往来中发现的秘密：“军队寄来的不予录取通知书：不适合。工作申请不成功：没技术。求租房屋：无空位。”这与梁先前对此的解释南辕北辙；梁曾打趣地说：“军队其实想要他，但仗打完了。他有工作技能和经验：电焊、建筑、电工都行，但英语不太好。房子租得很合适，但街坊邻居不好。”蕾拉于是恍然大悟，“梁讲的那些故事不仅毫无幽默感，而且非常令人沮丧。白纸黑字上的梁并不是个英雄”[15]。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纸面儿子”，梁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迷惑当局”。但他这样做的结果却是“被自己的谎言捉弄”，并使“曾经排斥过他的法律反过来又将自己反锁其中”[16]。 梁的这种存在圈限性决定了他只能在远离陆地的货轮上以做苦工为生，终年在海上漂泊，并通过这种自我放逐的方式养活在旧金山中国城的家小。书中有一处细节描写了梁带着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回家探亲的情形。欧娜数着梁从袋里取出的一叠叠崭新的美钞，自言自语道：“咱们发财了!”但三姐妹不久又听到梁和妻子在房内窃窃私语，然后是母亲的声音：“还不够”，“你还得回去。”[17]梁迫于生活而从离散中寻找归宿；这种生活方式反过来又使他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家变得徒有虚名。如书中所描述的，梁娶达尔茜(Dulcie Fu)为妻其实不过是个权宜之计：他本人是中国城单身汉社会的一员，达尔茜则被前夫抛弃，不仅没有合法移民身份，而且还怀着几个月大的蕾拉。梁从婚姻中要的是中国城内奇缺的年轻配偶；达尔茜想得到的是新移民梦寐以求的绿卡。在此情况下，在中国城作车衣工的达尔茜与男性上司发生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尽管梁与达尔茜有两个亲生女儿—欧娜与妮娜(Nina)一一但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之下根本上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和成长。 上面提到的后一点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十分重要。因为它暗示出欧娜的自杀可能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小说并未就此提供任何直接的线索，但在不同场合却向读者透露了一些看L去并不重要的信息：(1)欧娜服用过一种叫做“奎路德”(quaalude)的抗抑郁症药物；(2)她年幼时曾在一家百货商店偷窃被捉；(3)她上中学时被一名高年级女生整整欺负了一年；(4)蕾拉有一次撞见她衣衫不整地躲在女厕所里哭泣；(5)蕾拉发现她“已经习惯于把所有的事情都埋藏在心底”[18]。这些看上去不起眼的细节似乎表明，欧娜可能正是她那个运作不良的中国城家庭的牺牲品。小说透过蕾拉的视角特别提到了欧娜与梁之间的密切关系：“欧娜使我感到无比担忧。我总觉得她会是最大的输家。她过于敏感，也太依赖梁。她小的时候，每当梁出海去做工，她一哭就是几天，然后两眼无神，一脸心事地等着他回来。每次梁丢了工作，她都和他一起垂头丧气；他有了新点子，她也随之欣喜若狂。”[19]不仅如此，小说还提到了欧娜过分迷恋中国城倾向，而且一离开家就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所有这些因素都使欧娜处于一种非常脆弱的境地。因为她感情的稳定和心理的健康最终还是取决于梁与达尔茜的婚姻是否成功。而梁的“纸面儿子”身份和达尔茜的实际处境又恰恰表明，他们夫妇之间的关系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就此意义来说，欧娜自杀的直接原因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死间接地说明了梁的美国梦的破灭。小说的作者暗示，在20世纪80年代源源不断来美国淘金的华人新移民仍然在建构着这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同时在争取生存的过程中仍然重演着梁丢失“纸面父亲”遗骨的憾事[20]。丢失的遗骨是不可能复还的。那么骨在小说中的意义究竟何在呢?首先，骨可以从文本的形式和接受层面来理解。如上所述，伍氏的书写不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语言结构上，都采用了一种可称为“最简单主义”( minimalism)的修辞策略，即现代主义抽象艺术的一种翻版。使伍氏这种策略能发挥最佳再现效果的，是小说同时强调的现实主义描摹。从阅读的角度来看，简约的文字和叙事、省略的背景和细节使文本读起来就像啃骨头一样索然无味。而读者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发掘出”叙事的潜文本和“找到”小说中的新线索来“参与” 小说的意义建构，从而使表面干瘪的描写变得丰满起来。这就是将文本语境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本与读者不再以客体和主体的身份相遇”，而是共同构成了一种“辩证式的阅读结构”[21]。在象征的意义上，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关于达尔茜如何教蕾拉使用缝纫机的文字：“妈对裙装的所有接缝都了如指掌，就像医生了解每根骨头一样……她告诉我什么时候必须把叫做‘大骨头’的连接裙装各个部位的接合处缝起来。’，[22]伍氏在此是借缝纫技巧来赞颂其母达尔茜所代表的女车衣工在华裔美国社区建设中体现出来的韧性和凝聚力。与此相对应的是蕾拉本人在小说人物关系中发挥的建设性介体(constructive agent)作用：她在自己的移民父母和出生于美国的华人姐妹之间穿针引线、在家庭与社区之间架设桥梁、在法律与权益之间奔走呼唤、在历史与现今的断裂之处努力协商。最重要的是，她通过自己的女性主义视角将支离破碎的华裔美国个体经历串联起来，并将其编织成一种的能强化社群根基的集体记忆和整体性华裔美国意识。蕾拉是《骨》中之骨；她是我们读懂这部小说的关键和切人点。 通过对上述三位作家作品的分析，笔者希望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当代华裔美国小说创作在多元与复调的前提下已经越来越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的限制；它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也越来越具备开放、创新和混杂化(hybrid)的特点。然而，华裔美国文学想像的生命力和感人之处只能来自不断演进和变化的华裔美国社会和华裔美国历史，以及华人在此过程中生活、奋斗和憧憬的物质经历。 注释： [1]“协商”是“新历史主义”提倡的文化策略。关于此概念的理论思考和实际应用，参见凌津奇：《叙述民族主义：亚裔美国文学中的 意识形态与形式》，吴燕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一15页。) [2]Chin，Frank，et，al.，(eds)，Auieeeee ! An Andwlogy of Asian - American. Writing，Weahingtm，D.C.：Howard University Prss，1974，p.37 [3]Louie，David Wong. ，"Birthday"，in Pangs of Cove，New York： Plume，1992，p.3 [4]Louie，David Wong，“Birthday”，in Pangs of Low，p.16 [5]Louie，David Wong，“Birthday”，in Pangs of loos，p.16 [6]Louie，David Wong，“Birthday”，in Pangs了low，p. 17 [7]关于对“离散”的进一步论述，参见凌津奇：《“离散”三议：历史与前瞻》，《外国文学评论)加价年第1期第2卷。 [8]l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pp.154一169. [9]L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p.157 [10]L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p.15 [11]I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m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p.165 [12]L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enix Eyes and Other Stories，pp. 168一169. [13]Leong，Russell C.，"Where Do People Live Who Never Die"，in Phoenix Eyes andOtter Stories，p.169 [14]“纸面儿子”现象是早期华人移民为应对1882年《排华法案)在社区内造成的近乎种族灭绝性后果而采取的自我振兴策略。他们利用1906年旧金山大地震中移民局档案被火烧毁的机会，声称自己是美国公民并在中国生育过儿子，然后将从未见过面的“儿子”以亲属身份办到美国，以达到养老送终和延续社区传统的目的。详见Ronald Takaki，Strangers from a Differet Shore，New York：Penguin 1989，pp.416-418。 [15]Ng，Fae Myenne.，Bone，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1993，pp. 57一58. [16]Ng，Fee Myenne.，Bone，p.57，p.60. [17]Ng，Fae Myenne.，Bone，pp.180一181. [18]Ng，Fae Myenne.，Bone， p.15，pp.139一140，p.117，p.136，p.112. [19]Ng，Fae Myame，，Bone，p.170. [20]伍的小说发表于1993年。但她在此之前用了整整10年时间修改书稿。故笔者推测，小说中提到的新移民是指20世纪80年代初进人美国的华人。见小说第16-17页。 [21]Iser，Wolfgang.，Tir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how Fidion from Bwryan to Bwkm，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a University Press，1974，p.275，p.280，pp.293一294. [22]Ng，Fee Myenne.，Bone，p.178. [作者简介]：凌津奇，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与亚裔美国研究系(405 Hilgard Ave Los Angles，CA 90095)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美国文学、亚裔美国文学、文学理论等研究。 原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